马陆亭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研究员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操太圣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程 莹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了“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宣布《“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此举再一次引发关于“废除‘985’‘211’工程”的联想。在国家启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或将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陈彬 韩琨

背景

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211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入选“211工程”的高校先后分5批，截至2008年最后5所高校通过“211工程”立项，最终进入“211工程”的大学共有115所。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2004年，启动了“985工程”二期建设，最终列入“985工程”建设的学校共39所。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至2013年，“211工程”“985工程”高校拿走了全国七成的政府科研经费，占本科高校总数85.7%的其他高校，却只能分享剩余三成。与此同时“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招生量并没有呈相应比例扩充。根据2013年一份中美合作研究的论文显示，1998至2006年中国招生名额扩大了500%，但“211工程”“985工程”的顶尖学校招生名额只扩大了30%。实际上，至2014年，“211工程”“985工程”政府已不再拨款，这也意味着两大工程已经低调结束。

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该方案明确提出了三个时间点：2020年、2030年、本世纪中叶，其最终目标是使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对 “211工程”“985工程”的评价

马陆亭：主要成绩：第一，使中国的一批大学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接纳。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大学开始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起高等学校多样化发展的基础。“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甄选主要考虑水平，但也兼顾了行业和地区发展，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和地方高校都有，各地各类高校都有其领军大学。第三，加深了对高等教育规律的把握。通过高水平大学建设，高等教育界放眼世界，进一步深化了对一流大学成长规律和整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过程。第四，我们的重点建设道路开始被世界学习模仿。

主要问题：第一，强化了不同学校间的壁垒。重点建设高校被附加了巨大的声誉，固化了与其他学校的层次差异。第二，助长了学校的升格冲动。因为好的标准单一，大家纷纷向高精尖大学看齐，扩张浮躁心理难以抑制。高校办学模式趋同现象却一直难以改变。第三，引发了一些不正之风现象。高校都想进入重点建设行列，因此出现了托关系、寻租、比后台等不良倾向，拜官员、托评委等现象时有发生。第四，重点建设项目越来越多成为重要的行政导向推手。因为项目成为行政工作的抓手，所以政府各部门之间就开始相互争抢项目，导致宏观管理职能减弱，官员成为项目经理。

储朝晖：中国大学的发展曾一度出现积极性不足的情况，“211工程”启动，试图打破大学吃大锅饭的现象。同时，大学相对缺乏资金，“211工程”刺激了地方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如江苏省出重资激励投入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211工程”高校的快速发展。

同样，“985工程”也强调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然而，“211工程”“985工程”实施到后来遇到了体制性问题，即身份固化，有此身份就不需要评估、竞争，就不需要看效率与产出，事实上变成了新的铁饭碗、大锅饭，还造成了高校之间的不公平问题，非“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拨款非常少，严重地削弱了这类高校的实力。

杨德广：必须承认，“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两大工程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的大发展，并在较快的时间里，确立了一批高水平大学，这些大学也大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前进。

但在发展过程中，两大工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985工程”高校过多，并没有起到集中力量办好几所大学的初衷；此外，社会上包括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也把两大工程变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等级了，这其实是背离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大学不应该分“等级”，而应该分“类型”，而两大工程的出现，却误导了很多人更看重所谓“综合实力”。其直接后果就是影响了一般学校的发展，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也出现了非两大工程高校毕业生不要的情况，尽管对此教育部门一再发文制止，但这种风气已经形成。

总之，在我看来，目前两大工程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也的确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

周光礼：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推动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研究进入大学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仿照苏联，只有教学，没有科研。真正将科研制度化是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实现的，从此科研终于与教学一样，成为大学中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功能。

其次，极大地调动了学者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使得中国大学的科研水平得到极大提升。“211工程”“985工程”实现了集中优势资源建设少量高校的目的，使得中国科研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与世界同步。

第三，大幅度提高了教师的工资。在“985工程”实施前，中国教师的工资普遍较低，实行“985工程”以后，北大、清华率先提高教师待遇。其他学校向他们看齐，全国大学教师的工资以7%~8%年增比率在提升。

其负面效果在于，“211工程”“985工程”牺牲了公平，由于政府给这些大学投钱缺乏绩效的评估标准，导致了大学的身份固化，马太效应明显，出现了“211工程”“985工程”大学拿到的钱越来越多，非“211工程”“985工程”大学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严重地制约了后者的积极性和活力。

操太圣：作为一个历史产物，“211工程”“985工程”通过国家的重点支持，在较短的时间里，比较有效率地提高了我国整体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要知道，对于国内一千多所高校而言，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是不可能做到普遍撒网的，需要有重点的发展，这也使得我们在高等教育质量相对较低的时期，有一批学校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两大工程将高校人为地分为了三六九等，进而造成了一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而一些本身素质不错的高校，也因为没有进入到两大工程，对他们的发展形成阻碍。

此外，人们对于两大工程高校的盲目推崇也对不同高校学生的招生就业工作造成了巨大影响。在当今社会整体强调公平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的身份固化，也不利于高校形成良性竞争。

程莹：“211工程”“985工程”的积极效果在于通过对特定高校的投入和支持，提升了国内高校的硬件建设，在此基础上，这些高校取得了远超以往的科研进展。另外，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人才。其积极作用还在于，“211工程”“985工程”首次在国内高校中引入了国际竞争的意识，换言之，促使国内高校在办学时更具国际视野、更关注国际标准。

消极影响在于，这两项工程也把国内高校以贴标签的形式分成了三六九等，对于一些未列入工程但实际上有不错办学水平的高校来说，会面临不被认可的窘境，他们的师生均在不同场合遭受无形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歧视。

我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差距在哪里

马陆亭：单从指标上看，成就很大、成绩斐然。如在若干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大学在前100名、200名、500名的个数和位次明显上升就是明显例证；我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世界第二、引用率世界第四也是例证；我们的很多学科点成果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差距主要在大学精神、理想、价值层面。教育思想应当引领社会文化、风气。我们的大学目前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色彩还较重，科研工作应当改变世界、富强祖国、造福人民。而非目前占大多数情况的“算工分”，斤斤计较，小家子气。

储朝晖：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概念？一些高校担心，一流大学建设到最后恐怕就只有清华、北大。从长远来看，不能强化政府操纵大权的杠杆，而是应该建立现代化制度，让大学不断激发专业潜能的自主发展。强化行政制度对大学的作用，又会滋生新问题：

一个是底线问题，包括一些名校在内，做学术的底线很低，国家投入重金用于尖端领域发展，它们却把大量资金用去建设商业性的学科、技术含量不高的学科，跟普通高校争生源、争项目，甚至有违学术规范。

另一个是顶端问题，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一流大学，如果由政府去制定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标准，很可能设置的顶端是一样的，你跟着我做就是一流，不跟我做就不是一流。

真正的一流大学应该是各有其特点，所以“双一流”的模式还可能制造如同质化、简单地理解一流、制造数据上的一流等新问题。

杨德广：至于差距，我认为目前国内高校和学科与世界一流水平最大的差距还在于师资力量。一流的学校和学科要有一流的大师，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缺陷。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形成，会很自然地引进高水平的教材和教学内容，而这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推动力。

周光礼：两者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质量指标上。中国大学很多量化指标已经超过了美国高校，尽管我们数据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缺失学术自由、大学精神。数据的攀升很多源于急功近利的刺激手段，而实际上中国科研的质量不高，体现在中国高校的论文被引频次与世界一流大学呈数量级的差距。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缺少足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性科研成果，这反映了中国科研创新能力处于低水平，这与学术界功利主义的风气、科研经费的行政化管理不无关系，而这些都不符合学术自由的标准。

对于学者而言，也没有内在自由，急功近利思想严重，不能静心坐冷板凳。学术自由的缺失，将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们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软肋。

操太圣：在学科差异方面，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差距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科学的知识具有客观性，有一系列国际性的标准，相对而言更容易进行比较，其结果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相比之下，人文社科类学科目前面临的挑战要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有一套国际化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人文社科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社会发展很快，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如何能有一套基于本土实践，又适合解释中国现状的理论阐述这一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而如果我们依然如以前一样，更多借用西方理论看中国实践的话，无论我们如何发展，都无法摆脱追随者的角色。反之，我们将树立自己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程莹：国内一流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显性表现最主要在于人才培养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目前国内高校的本科生源还不错，但到了研究生阶段，国内一流高校的优秀学生基本都会选择出国留学。国内高校留不住优秀学生。在学科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国内一流学科的学科文化与真正的一流大学尚有差距。教师作科研的动力主要出于升职、经费的需求，很少真正出自自我的学术志趣。当然，这也与科教界当前的评价体系有关。

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的基石是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和一套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活力的制度体系。目前，这些对于我国高校来说还是达不到的。

我国高校该如何做好双一流建设

马陆亭：即将开展的“双一流”建设工作将会有周密的顶层设计。即通过“总体规划、分级支持”政策，确立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职责和作用，敦促高校合理规划建设路径，注重绩效、动态支持，通过竞争性措施扶优扶强扶特。

学科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凸显。学科是高校学术的基本单元，一流大学是众多一流学科的集合，因此打造学科高峰成为关键。这有助于高校的分类发展、特色定位和体系优化。当然，这里的一流是世界一流，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衡量。

需要加强高校及学科的群落建设。当今高等教育的体量很大，社会、企业、学校已发展到多元时代，我们的2000多所高校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群落，政府需要鼓励各种创新和特色。

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将在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制度建设上，“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因此成为建设思想的核心。以改革为动力，建设任务将围绕高校基本职能在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成果转化五方面开展，改革任务将聚焦于体制机制创新。

储朝晖：如果要作一个简单的判断，专业领域能够吸纳一流生源，学生愿意到学科去；能吸引一流教师，愿意留在那里任教，这才是一流。并不是钱多、项目多、论文多就是一流，一流学生、一流教师能够在环境下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基本判定。而要营造这种环境光是靠政府无法实现，要靠大学去创造这种制度，让师生感觉到能够有所作为，而不是像现在即便是把一流的人才引进来了，也干不出一流的事来。

杨德广：我们需要将国外高水平、高素质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引进来，即使是短时间到国内大学访学、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优秀的海外留学生，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愿意回国，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发挥最大的科研潜力，对于“双一流”的建设来说，这是一条不可缺少的路径。

在未来的“双一流”建设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排一排，认真分析一下国内各类学校以及各学科中，究竟怎样的高校、学科才能够进入“双一流”行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综合实力或许不强，但自身很有特色的高校，或者一些高校的特色学科、专业绝对不能忽略掉。

此外，就是要认真找一找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以及这个差距又该怎样进行弥补，之前提到的师资队伍固然是一种差距，但在诸如设备、相关制度方面，我们也是存在差距的。对此，我们要做认真的梳理。

周光礼：“双一流”与“211工程”“985工程”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以绩效为杠杠，有退出机制、有评估，5年后评估如没有绩效产出就会退出，相应的合格的大学将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

当然，这个设想很好，可问题在于谁来评估它的绩效。这就涉及另一个热点，管办评分离，教育部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你来分配经费，又由你来评，否则行政化、跑部钱进的现象会更严重。

要提倡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作评价，“双一流”引入绩效评估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来作评估，风能进、雨能进，教育部不能进！我曾提议，教育部应建立二次评估数据库，将国内外所有的对中国大学学科的评估排行榜都收集在一起，组织专家对各种排行榜进行鉴定，谁的可靠性高为谁赋高值，然后通过加权得到各大学的分数，以此为拨款的依据，这样就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如此一来，大学找教育部也无济于事，任何一所大学也无法控制所有的排名机构。

操太圣：对于“双一流”来说，从此前学校的整体排名评估，将重心转移到学科发展的角度，这本身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很多排行榜中，除了综合性评价外，大家也更关心学科方面的排名。同时，对学科排名的重视也使得更多学校有了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也更容易激发有实力、有潜力的高校的办学积极性。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学科”这一词汇本身也很复杂，包含着很多内容。其中既包括具体的某一门或几门课程，也包括师资队伍建设、配套的管理制度建设等。因此，在“双一流”建设，特别是学科建设中，不能以一种狭隘的眼光去看某一门课程，而是要从系统的综合角度，去考虑如何创造更好的发展氛围和制度环境，从而帮助具体学科更好的发展。

程莹：我们注意到，有关部门在关于此话题的回应中称，“双一流”建设将“以绩效为杠杆”。“绩效”在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的定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评价体系。

尽管以绩效为基础来进行选拔和投入是国外实施重点建设的通行做法，但是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还不够成熟发达，受其他因素干扰较大，绩效评价本身就会有很大的挑战。如果将绩效简单等同于论文、经费等数字指标，更会诱导学校变得急功近利，从长远来说，可能并不利于学校及学科的健康发展。

“双一流”建设可采取分类的原则，首先，认定极少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给予他们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投入，过程中不对他们进行绩效考核，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专心发展、形成特色。对于更大多数的学校和学科，通过定期的绩效评价实行动态进入和淘汰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表现优异的可以进入第一类。这种减少认定数量、扩大参与范围、实施分类建设的做法，不仅延续了从“211工程”到“985工程”的更加聚焦的思路，而且可以比较有效地淡化绝大多数学校和学科的身份标签，引入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