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一个陌生、有敌意的国家导致很多难民产生极大压力。图片来源：Jerome Sessini/Magnum

今年1月里寒冷刺骨的一天，临床心理学家Emily Holmes拿起一叠空笔记本，走向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寻找难民。她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寻找目标，因为一群群茫然若失的年轻人就在广场上四处散布着，他们身上的衣服显然难以抵御寒冷的天气。“看到一些年轻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大。”她说。

Holmes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工作，当时她正在就自己的研究寻找帮助，这是一项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试点研究项目，这种现象在难民中间极为普遍。她希望了解他们是否愿意花费一周时间记录任何病理性重现——不受控制地冲入脑海的片段性创伤记忆，这些记忆会折磨PTSD患者。她很快就找到了志愿者。当他们返回日记后，Holmes非常震惊地发现，他们一天中平均会出现两次这种情况，比她通常遇到的PTSD患者频率高出很多。“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被他们揪住。”她说，“他们千方百计跋涉数千公里，带着这些症状寻找通往安全的路。”

欧洲正在经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去年，超过120万人向欧盟提出申请寻求庇护。数据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德国接纳了大多数难民，该国表示2015年它接收了超过100万难民，而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申请庇护。这些人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很多人经历了战争、惊吓、动荡和可怕的旅程，他们通常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各个欧洲国家想方设法为流入该国的人提供食宿并对他们进行整合，这些危机吸引了全球的注目并导致政治紧张。

然而，移民和难民群体巨大的精神健康紊乱压力却并未得到广泛讨论。德国康斯坦丁大学临床心理学家Thomas Elbert正在对难民进行一项局地调查，他表示“过去几年中超过一半到达德国的难民表现出精神紊乱迹象，其中1/4的人存在PTSD、焦虑或抑郁，他们如果得不到帮助就很难好转”。此前的研究表明，难民和移民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也有所增高。

“这是公共卫生的悲剧，没有像身体疾病一样认识到这一点是一桩丑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家James Kirkbride说。医生和研究人员正在开始采取行动。科学家希望他们的研究将有助于帮助其他流离失所的人口，同时帮助政策制定者为目前流入的难民安定下来。

开始新生活

Amira是来自叙利亚的一名临床心理医生和难民。战争开始时，她正在约旦营地为难民提供服务。她看到过身体严重受伤的患者、遭人奸淫的妇女以及被忽视的儿童。他们的PTSD症状非常明显，她知道很多难民存在抑郁和焦虑。“我见到过很多经历战争的儿童。”她说，“我们对儿童会怎么想、会怎么感受这一切感到悲伤。我有一个孩子，我在尽可能地保护他。”

研究人员已经获得全球移民和难民人口精神健康状态的大量证据。2005年在北欧进行的一项元分析表明，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比非移民者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明显更高，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比来自发达国家的人罹患该病的风险更高。

今年3月发表的一项大型同生群论文对2011年之前到达瑞典的130万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难民出现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紊乱的风险是本土出生的瑞典人的3倍，比那些并非难民的移民出现这些精神疾病的风险高出66%。

德国曼海姆中央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病学家Andreas Meyer-Lindenberg是设法了解相关大脑机制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已经研究了超过平均精神病风险的其他人群，比如城市居民和少数民族。这项研究表明这些人的大脑对社会压力极为敏感。

德国的整合计划已经根据今年8月生效的一项法律强制执行，其中包括将难民分散到全国各地，避免大规模孤立的少数民族社区。这如果会增加难民的孤独感，就可能会产生问题，但Meyer-Lindenberg 表示，这“实际上是一项好政策”，因为社区里的其他人会逐渐认识难民，这通常会降低另一个主要的社会压力——仇外意识。

政治家认为整合对于安全更加重要。但医生和研究人员则指出，只有极少数存在精神健康的人会具有暴力倾向，这与其来自哪里无关。

动乱的压力

心理学家认为难民有三个极端压力窗：在本国经常出现的暴力创伤导致他们逃跑；移民途中；抵达另一个国家投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后。“‘后移民’阶段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柏林查瑞特大学医院精神病学家Malek Bajbouj说，“他们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所有一切，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任何控制权，而且不被社会理解。”

今年2月，会讲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后裔Bajbouj和两名来自其他部门的同事为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难民开设了一个清理中心，这是德国首个该类中心。这是一栋安静的大楼，是柏林市中心原来的一家医院，已经有1500名存在障碍的人到过该中心。“难民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德国，但随后却发现自己连续数月住在营帐里，没有明显的前景。”他说，“我们问他们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他们谈的并不是自己的创伤记忆，而是当前的失落。”

对Bajbouj等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需要帮助的人是如此之多。他们必须非常快地以低廉的价格帮助他们，从而缓解那些卫生专家的过大压力。在清理中心，三名精神病学家会非常快地对来者进行评估，将他们归类为三类：需要较低水平的精神帮助、较高水平的精神帮助以及可由社会工作者提供精神帮助的人。很多工作是教授压力管理以及精神健康背后的科学知识。“一些来自乡下地区的人会请求神灵帮助他们管理情绪。”Bajbouj说，“我们告诉他们，诸如失眠和抑郁等症状是基于生理的，可以得到治疗。”

Elbert希望德国可以有更多类似的分类系统。在近日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和团队建议采取三层结构的方式。难民首先应该获得会双语的业余者的帮助，最好是移民或难民，可以对他们培训德国卫生系统（第一层）或是提供创伤咨询（第二层）。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将被归为第三层：获得专业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的帮助。

心灵的平和

培训门外汉在紧急情况中似乎的确会起作用。Elbert和心理健康组织Ipso的临床心理医生Sarah Ayoughi在阿富汗北部对存在精神健康状况的患者进行了心理咨询（一种谈话疗法）随机控制研究，这些咨询是由此前并未进行过心理或精神方面的教育的当地医生进行的，参与此次研究的这些医生均进行了特训。

若干研究，包括2011年对乌干达北部原来的娃娃兵进行的随机试验表明，由经过培训的门外汉的咨询师进行的一种叫作叙述接触疗法（NET）的方法有助减缓PTSD症状的严重性。

尽管三层结构疗法听起来非常实用，但在德国引用该疗法并不容易。专业协会非常抵触批准没有正式资格的人开展心理疗法，而且还有各种规定的阻挠。尽管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应该做什么，一些项目正在得到地区政府的支持。Schauer已经获得10万欧元验证NET对德国难民的作用，是否与其对饱受战火国家的居民一样有效。Ayoughi 在谷歌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在埃尔福特组织难民培训。

瑞典也吸收了数量相对较多的难民，该国也正在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今年年初，当地政府设想出一个让难民更容易获得支持的计划：健康核查中将包括关于精神状况的更多问题，那些被认为存在需求的人将获得心理或精神病医生的支持。

今年，难民流和移民流有所减缓，这一部分是因为土耳其同意让一些非法进入欧盟国家的人回国。但仍有移民继续来到欧洲。今年8月，超过1.8万人进入德国寻求庇护。此外，即便当前的危机有所缓和，冲突、贫穷、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还会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驱动移民潮。

Bajbouj一直呼吁在德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移民智库”，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可以在一起研究需要为移民做什么。“挑战不只是精神健康，还包括教育，让移民融入劳动大军等等。”他说，“但是精神健康会影响所有方面。”（晋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