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天琪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5/8/21 9: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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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等靠要”,推进内生性扶贫


 

李明奇

王曙光

■本报记者 韩天琪

近日,一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名四年级小学生写的作文《泪》,让无数网友为之揪心。“饭做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12岁彝族小女孩的这篇短短300余字的作文,被网友称为“最悲伤的小学作文”,引发了人们对大凉山这类自然条件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问题的深入思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指出,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突出,在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那么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源何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又该采取何种反贫困战略呢?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形态

——族群型贫困

王曙光将贫困发生的形态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族群型贫困等。不过在现实中,所有这些类型的贫困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一个区域中,贫困人群的致贫根源往往是综合性的。

族群型贫困即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由于整个族群在生产方式、文化、宗教信仰、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历史原因而造成的贫困,在中国很多边远地区这类贫困大量存在,容易引发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从而变得复杂而难以处理。

“造成族群型贫困的原因是比较综合性的。有些是因为地理位置过于偏远,地理条件、生态条件和发展条件都不足;此外还有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力资本差、教育落后等等原因。”王曙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族群型贫困部分原因与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重合,但其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其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习俗。

“这类贫困的特点是,其发生区域多集中于边境地区,且往往是集中连片的。”王曙光说道。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李明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象的根源有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有些人的头脑中还保留着伸手去‘要’的观念。物质上的贫穷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思想上的贫穷。”李明奇说道。

王曙光也认为,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习惯和文化原因造成了贫困人群的发展意愿较低。“依赖政府扶贫政策的‘等靠要’心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不过王曙光并不认为这是造成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连片致贫的最主要原因。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在王曙光看来,长期以来“输血式”的扶贫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群的依赖心态。“在反思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原因时,我们首先要反省政府的扶贫方式。我认为未来有效的扶贫方式还是要坚持持续不断的‘造血’式扶贫,无论是扶贫资金、物质还是其他扶贫要素,都不能无偿发放,而要采取鼓励式、竞争性的方式,比如对有生产能力的贫困户,政府给予优惠的小额信贷政策等等。”王曙光解释道。

从实践经验来看,扶贫式信贷政策非常有效。“扶贫不仅仅意味着给你钱,要反思原来政府单方面、馈赠式的扶贫方式。尤其是在大面积贫困地区,而当地老百姓本身的发展意愿又不强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内生性扶贫,创造一种机制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这种内生性扶贫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王曙光补充道。

另外一个层面,从根本上来说,还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群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创业教育和双语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总体上来看是不容乐观的。当地的教育无论出现多大的障碍和困难,我们都有必要及时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偏低的问题,特别是给予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工作的教师符合当地生活条件的、有尊严的待遇。”李明奇强调,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无论如何要把当地的教育搞上去。

运用综合性反贫困模式

由于族群型贫困的成因非常复杂,因此其应对策略应该是系统型的扶贫模式。对于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比较落后、生产方式原始的少数民族地区,系统性的文化建设、植入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改进生产方式(尤其是摒弃那些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有破坏性的生产方式)等措施,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极为重要。

对于那些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区,应该进行系统性的环境保护政策、整体迁移和异地安置政策等,“当地贫困人群可以尽量向周边经济发达地区迁移,类似于汶川地震之后异地重建的性质。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李明奇说道。

对于那些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应采取大推进型扶贫战略,大规模改善其基础设施。

解决区域性的族群型贫困需要综合性的系统思路,需要扶贫主体的多元化和扶贫模式的多元化。族群系统性扶贫是个体型扶贫与普惠型扶贫的结合,应因地制宜整合各种扶贫模式。

王曙光介绍道,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成功的扶贫实践中,往往将救济式扶贫、以金融扶贫为主的能力增进式扶贫,以及以整村推进战略和异地迁移战略为主的普惠型大推进式扶贫等扶贫模式搭配使用。这些模式的综合使用,不仅可以使一个民族区域大面积地为整体脱贫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扶贫工作的瞄准程度与扶贫效率。

在这些与民族地区反贫困有关的行动中,政府的角色是非常显著的,但这并不能排斥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的重要性,尤其在能力增进型扶贫中,非营利组织和市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在社区发展基金和商业性信贷中,非营利组织和市场化机构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农村要鼓励以新型机制去创业,比如说农民的资金互助组织、合作社等等,使他们抱团发展。一个人去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方式在前期很有效率,但我认为这还是一种外生性的脱贫方式。如果要使当地发生巨大变化,还是要创造一种机制,包括合作组织、小额信贷组织等等。”王曙光相信,这些创新性的机制设计会激发潜藏在贫困人群中的内在创造力和自组织能力,从而把贫困人口自己也纳入到反贫困主体当中来,这是支撑当今扶贫工作的重要理念之一。

《中国科学报》 (2015-08-21 第2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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