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联合国气候峰会23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峰会正值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与会各国领导人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提供新的推动力。

本报约请5位专家学者，解读我国的相关政策主张，介绍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和贡献、面对的困难和挑战等。

遏制全球变暖 行动刻不容缓

秦大河

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证明，1750年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CO2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尺度的气候系统变暖，20世纪中叶以来进一步加剧，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联袂组建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科学评估。目前，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的3个工作组评估报告已全部完成，综合报告将于2014年10月下旬完成。AR5以更多观测事实证明全球继续变暖，解析了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和全球尺度的气候变暖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了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性，提出了全球温升不超过2℃所需的条件。报告的发布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科学的关注。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冻圈退缩、水循环紊乱（水短缺等）、极端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受损、食物安全受到威胁、人体健康受到损害、灾害加剧等等。

——水资源：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水资源风险将显著增加，21世纪许多干旱亚热带区域的可再生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将显著减少，部门间的水资源竞争恶化。升温每增加1℃，全球受水资源减少影响的人口将增加7%。

——生态系统：21世纪将面临区域尺度突变和不可逆变化的高风险，如寒带北极苔原和亚马孙森林；21世纪及以后，加之其他压力作用，大部分陆地和淡水物种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

——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如果没有适应，局地温度比20世纪后期升高2℃或更高，预计除个别地区可能会受益外，气候变化将对热带和温带地区的主要作物（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产生不利影响；到本世纪末粮食产量每10年将减少0—2%，而预估的粮食需求到2050年每10年将增加14％。

——海岸系统和低洼地区：将更多受到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淹没、海岸洪水和海岸侵蚀等不利影响。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未来几十年沿岸生态系统的压力将显著增加；到2100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数亿人口将受影响。

——人体健康：将通过恶化已有的健康问题来影响人类健康，加剧很多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健康状况。

——经济部门：对于大多数经济部门而言，温升2℃左右可能导致全球年经济损失占其收入的0.2%—2.0%。

——城市和农村：许多风险集中出现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则更多面临水资源短缺、食物安全和农业收入的风险。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提出，要实现在本世纪末不超过2℃温升的目标，需要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为此，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限制在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即2010年排放水平；2050年全球排放量要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0%—70%；2100年接近零排放。

就中国而言，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保证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迫切需要。

气候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制约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遏制逐渐失控的全球变暖趋势，减缓行动刻不容缓。但是要达到控制温升2℃的目标，时间紧、困难大，应按照各自能力原则，全球共同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我国的环境外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需要来看，国家层面应制定全面的气候政策，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未雨绸缪，投资低碳未来，发展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推行循环经济，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造福子孙后代，保护地球环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积极推动加强全球气候治理

邹 骥

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累积排放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而这种累积排放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其先行的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此外，在新近的全球化进程中，先行工业化国家还通过跨国贸易、投资和技术输出、产业转移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高碳的发展模式乃至高碳生产与生活方式，使得高碳发展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复制甚至强化。就此而言，发达国家对于今天出现的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此外，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依然在世界产业链中占据高端有利位置，主导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潮流，在发展能力等诸多方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依然显著。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能力等方面差别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也是构造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一个基本背景。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发展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在世界人口、经济总量、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迅速上升。与此相联系，发展中国家在年度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增量中的占比也日益上升并居主要份额。其中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人均能源消费量和排放量虽然依然显著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但与很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拉开差距。

国际舆论中的一种观点就此认为：公约签署以来二十多年中的这些变化，意味着要重新解读甚至改写、背离公约中的原则和条款，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及相应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义务与承诺的条款，重新定义全球气候责任体系。这已经成为2015年协议谈判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面对以上的“变”与“不变”的争论，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应提出自己的立场主张。其要点主要应包括：

一是要透过“气候变化”这一环境问题的现象，看到“发展”这一本质。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源于发展过程，其解决方案也必然在于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发展路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关切应当受到格外关注。

二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确定公约原则和条款的基本依据并没有变化。公约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依然有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道义、政治和法律基础的公约，依然是指导国际合作、各类新国际协议的根本指南。

三是发达国家必须充分履行其在公约中关于率先减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的承诺，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和优势，在世界经济整体低碳转型中发挥其主导和示范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行动，而是意味着能够有更多实现可持续低碳发展转型的公平机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此应当加强合作。

四是正确把握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一方面，积极维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主动承担起与我发展阶段、应尽义务和实际能力相适应的责任，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更大贡献。从中国国情出发，主动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提出有远见、有雄心的目标和实施措施，将国际承诺与国内发展战略统一起来。

五是坚持主动开放的国际合作姿态，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气候进程，维护多边进程的民主和透明，支持发展中国家广泛与实质性的参与。在小多边和双边领域中，本着互利共赢、增信释疑的原则积极开展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与多边进程形成互补。

从纽约到巴黎，还有一年的时间，促成2015年协议的道路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将以一个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姿态，积极推动达成2015年协议。

（作者为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

自主贡献　把中国的事情做好

杜祥琬 刘燕华

气候变化是个科学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首先源于自身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多方面的进步，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相对落后的实情，也无法掩盖中国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的现实。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提高，但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中国的发展实现了连续30年的增长，但并没有摆脱处于世界价值链低端的格局。因此，中国发展的道路仍然是艰巨和漫长的，既要保持经济的不断提升，又要注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既要努力节能和提高能效，又要面对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既要加快步伐推进现代化，又要考虑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必须继续增长，总的能源消耗还会有所增加，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变革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尽管如此，中国始终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

中国已提出，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中国政府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大力治理大气污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截止到2013年，中国的碳强度已经下降了28.56%，相当于减少了25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2013年已经达到了9.8%，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完成13亿立方米的任务，达到了20亿立方米，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从1990年至2010年，通过节能提高能效，累计节能量占了全球的58%。中国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增长迅速，从2005年到2013年，水电装机容量翻了一番，风电提高了60倍，光伏发电装机提高了280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占了全球的24%。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了低碳试点，最近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这是积极推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积极承担与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具体体现，也是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展现积极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实际行动。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中国不仅会在2020年之前克服困难，做出积极贡献，在2020年之后，也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的、自主的贡献。

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贡献也作为发展的机遇。如：近年来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迅速，预计到2015年，其每年的产值能够达到4.5万亿元，吸纳的就业人口可达3000多万人。另外，中国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加速了淘汰落后产能，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崛起，有利于实现经济、环境的双赢。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大势所趋，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切入点、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关系到中国今后在国际上的发展权和话语权。中国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以务实精神与不同国家开展合作，是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历史使命，也是负责任大国应该做出的决断。

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目前正在积极研究2020年后中国自主贡献目标，将在充分考虑能源安全（可依赖）、经济成本（可承受）和环境友好（可持续）三个因素平衡的基础上，努力开展更有力度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这是在基于我们发展阶段和能力基础上，积极努力的最佳结果，是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

总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选择、自主贡献，是由内在需求驱动的，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作者杜祥琬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燕华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付出更多努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周大地

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气候超常变暖，使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范围生态和环境系统最重大的威胁，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尽快改变传统的高碳发展模式，努力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将带来海平面上升，物种大量灭绝，极端气候事件频率提高、破坏力加强，农业生产受到重大负面影响，水资源分布和可获性出现明显变化等严重后果，许多国家的生存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严重破坏，代价巨大。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环境负荷很重，许多地方属于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的脆弱地区。过去几十年中，我国气温上升的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如果全球变暖持续下去，我国今后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和损失将十分巨大，许多地方的生存空间容量将受到严重挤压。尽快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和必要任务。

国际社会基于对不同程度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相关影响的科学认识，已经形成了政治共识，确定了将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以前的升高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提出，为实现这个目标，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至少要回到2010年水平；2050年比2010年降低40%—70%；2100年近零排放。全球需要尽快达到温室气体的排放峰值。世界的能源系统要尽可能地从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要极大地加强节能力度，尽快地采用各种节能技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要改变消费习惯，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

许多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向低碳发展转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然而，迄今为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然在不断增加，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进展和达到2℃的目标仍然有很大差距。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本世纪末全球气温的升高很可能达到3.7℃到4.8℃甚至更高。因此，世界各国都必须尽快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尽快扭转温室气体的增长势头。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近些年来，我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排放量的总和。我国是否能够加大限排和减排的力度，大幅度降低增量，并尽可能早一些达到排放峰值，已经成为全球能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国际社会对此寄予厚望，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期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发展新路来。

低碳发展是实现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巨大机遇。传统的高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合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我国现有生产和消费需要的资源能源已经超过资源生态承载条件。高碳经济持续扩张，使我国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强、难以承受、不可持续。低碳发展要求大幅度提高资源节约力度，用最少的能源、水资源、其他矿物和石化原料的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和满足合理消费需求，这和我国化解资源环境压力的方向高度一致。

我国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增长内容和推动力。低碳发展是一种新的市场需求。积极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可以拉动新一代高效绿色低碳建筑、交通以及工业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应用，可以创造节约型消费模式，要求提供低碳型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提供广泛和巨大的创新空间。

为了中国的长久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出更高的目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

锻造低碳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何建坤

我国在节能和减缓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虽然取得显著进展，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严峻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形势。尽管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但由于GDP快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还没得到根本遏制。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核心是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十八大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最近习近平主席又对此提出5点要求，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推动能源供给革命、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推动能源体制革命以及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并强调抓紧制定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战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已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和关键着力点，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根本性的战略选择。当前需要全面统筹，发挥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多方面和全方位的协同效应，整合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实施力度，开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双赢局面。

中国当前实施单位GDP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约束性目标，在将其分解到各省市的同时，对各级政府采取问责制，并在若干省市开始碳交易市场试点。经过努力，到2020年有可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在即将开始的“十三五”期间，结合国内雾霾治理，应进一步实施煤炭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实行“强度”目标和“总量”目标的双控机制，进一步加大节能和能源结构变革的力度，以控制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当前部分东部沿海城市结合雾霾治理已开始实施煤炭总量控制，这也将有效控制其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当前正在深化改革，着力于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其发展趋势和政策措施将进一步促进二氧化碳减排。

第一，经济增长将由单纯注重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GDP增长即将由前20年10%以上的平均增速回落到7.5%左右。GDP增速放缓将降低能源总需求的增长，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快速增长情况下，更有利于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比重，使煤炭消费增长趋缓，并逐步达到峰值。

第二，经济发展将由过度依赖增加投资、扩充重化工业产能、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方式，转向更加注重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这将极大放缓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产量的需求，使其产量从原来年均10%以上增速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从而有效控制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加速发展，投资规模将不断加大，“十二五”期间将达1.8万亿元。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将达7亿吨标准煤以上，比2013年翻一番，年均增长约10%，可实现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5%的目标。届时煤炭的比重将下降到60%左右。到2030年前后，由于能源总需求增长趋缓，年均增速将不超过2%，届时煤炭比重将下降到约50%，而非化石能源比重可达20%左右，并仍将持续以较快速度增长，其新增供应能力将有可能满足能源总需求的增长，使化石能源消费基本稳定，对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需要超前的部署和艰苦的努力，也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转型，在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的同时，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增就业机会，提升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优势。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意味着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力，低碳产业体系和低碳发展方式将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代表其长期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先进能源技术也是各国战略必争的高新技术领域，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前沿和热点。我国只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顺应并引领世界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潮流，打造低碳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才能顺势发展强大，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专家学者解读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