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媒体报道北京大学一名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退学，转投高职学校的消息后，知情者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个三年前的陈年旧事不值得报道，媒体之所以执着地报道，是因为喜欢炒作。这种心态一点都不奇怪。老话曰：“少见多怪。”反过来言，就是见多不怪。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种“见多不怪”的心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看透一切，努力适应”的行为使中国大学的社会影响力日渐下降。

应该说，这名北大前学生的选择是个人行为，这个现象在大学中也实属罕见，但它所折射出的普遍问题却值得反省。

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中国的教育界便开启了朝职业化和技术化推进的按钮。虽然我们也能听到诸如“顶天立地”之类的口号，但无论是“顶天”的战略，还是“立地”的规划，其衡量标准都是量化和技术化的。如果再与中小学偏重于技术的应试教育相互衔接，当下中国教育整体的技术化和职业化的供应链已然形成。一体化的倾向必然造就一体化的审美，这种职业化和技术化的审美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中国的大学，甚至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走向。

让我们从这位前北大学生的抱怨说起。据报道，这位学生抱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大一、大二的课程“理论性太强”，这成了他选择退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大学而言，它与中学最大的不同，恰在于“理论性”。学习深奥的理论，一方面是为了传承学术，另一方面也是为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在大学处于“精英化”阶段时，由于培养的人才大多从事与科研相关或者与理论相关的工作，尚形成不了问题。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

毕业生选择和去向的多元化只能说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或可以说是应试教育的后遗症，它比第一个原因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应试教育的目标性非常强，就是考大学。具有这样目标性或目的性极强思维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后，不仅不可能马上改变，且会很快转而寻找一些可以产生直接利益的新目标。在当下就业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或许注重就业还情有可原，但有些刚入学的学生，他们的目标感和目的性之明确，功利性之强，内心之成熟，对社会的认知之世俗以及这一切与其年龄和身份的反差，都令人惊愕。

目标直接，功利性强，瞄准实用，非有直接的用处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不喜欢理论，甚至也不喜欢自由，这已经成了大学新生的典型表现。这名前北大学生觉得在北大，上课以外太过空闲，他非常适应技校“朝八晚五”的紧凑生活，就是一个证明。这里没有谴责个人的意思，因为高中阶段的圈养式学习，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养成了一种只有在外界逼迫和压力下学习的习惯，所以一旦有自己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反而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了。

应试教育下的学生在倒逼大学就范，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免责。按理说，大学在社会整体和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实用倾向影响之下，应该以自身的文化氛围和理想风范来部分地扭转，或者至少是中和这种实用倾向，以体现其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但是，在行政主导和就业压力之下，大学的审美也在趋向社会。

现在的人一谈大学教育，就喜欢把教育与科研对立起来看，好像是科研拖累了教育。实际上，科研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它的渗透力比之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要强得多。有关科研的问题，除了人们谈论比较多的导师当老板，将学生当劳动力使用以外，迟迟无法建立起符合学术规律的评价机制恐怕更需要重视。

而以现有的评价标准，科研或者说做学问基本上都被实用化和工具化。期刊的级别、获得课题的多少和获奖的数量成了“学问”，更有甚者，理工科的集体攻关手段被盲目扩大到任何学科，结果就是写一本小书，也要几个人来团队式申报。明知道可能有作假之嫌，也还要提倡和鼓励。最可怕的是，这种讲量化和片面要求团队化的科研评价方式，也在教育上充分地体现出来。它成了一种示范，让研究生接触科研之初，就发现科研内容以外种种的获利“技巧”。应试教育带来的实用倾向和功利心也因此得到了大学管理机制的变相鼓励。

有关北大学生“弃北大上技校”的报道最后提到，这名学生成为技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是因为他“凭借北大的理论基础和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技术”，并且他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可见，即便从最实用、最为技术化的标准上来看，理论学习也还是有价值的。这正是大学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