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剽窃已成显性行为，数据造假、“枪手”代笔等更难发现——
8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了一批科研不端的典型案例。除去抄袭、剽窃等公众早已熟知的科研不端行为，数据造假、“枪手”代笔等纷纷上榜，这些“隐”于表层之下的不端行为，尤其考验科研管理机构的智慧。
隐藏的不端：数据造假
网站公布的案例令清华大学博士生小陆啼笑皆非：“还真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中抄袭别人的论文。这在科研不端行为中，算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了。”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杨灿坤认为，普通公众对科研不端的认识，往往局限在抄袭、剽窃方面，而数据造假才是科研工作者眼中“隐藏很深的不端行为”。
“科研数据往往通过实验得来，如非亲身参与，或有明显漏洞，否则外人很难发现问题。数据造假的论文，过了十几年才被发现的屡见不鲜。”杨灿坤说。
小陆表示，实验的具体操作工作繁重、烦琐，项目负责人设计出实验后，通常都交给团队成员完成实验过程。“最后实验结果与预期不符，肯定要修改实验方案重做，但如果项目负责人急着结题出成果，那么就有可能造假。甚至有时会发生学生为了毕业，瞒着导师修改数据的情况，负责人如果不认真检查，也有可能被蒙过去。”小陆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说，查处科研数据造假是世界性难题，即便在发达国家也屡屡爆出科研数据造假的丑闻，“相较于一般的抄袭、剽窃，数据造假的损害更大”。
数据造假的隐藏性明显加大了查处难度。据了解，目前科学研究中被查实的数据造假，基本上都是由知情者举报，相关机构进行调查，最后获得证实。
隐性的不端：重复申请经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本次发布的信息中，还提到“一些隐性深层的科研不端行为呈现上升趋势，比如科研经费重复申请”。
对此，今年1月美国《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留下了很深印象。该文报道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教授在2001年11月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交了5年1600万美元资助的申请，但未提及他的一个相似项目已在5个月前获得军方资助1200万美元。该文估算，过去10年美国有近7000万美元被提供给已经被资助过的研究。“这种更深层次的行为不端案例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恶劣。”杨卫说。
袁文华是湖南省某地方院校的一名教授，在参与湖南省不同部门组织的科研项目竞标中，他注意到，当地某重点高校的同一科研团队将申请书稍加改变，最终用同一项目获得不同经费。“用两项科研经费的钱去干同一件事情，不仅挤占了地方院校的科研空间，更有损科研公平，造成资源浪费。”
科研经费重复申请，钻的就是目前我国科研管理长期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漏洞。当前各系统的科研项目众多，由于缺乏顶层制度的统一设计，一些科研人员想方设法获得各类科研资金，造成所谓“学霸”的出现，甚至滋生学术腐败，不仅是学术不端行为，而且已触犯了刑律。对此，杨卫表示，科研诚信建设是一项关系科技事业长远健康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推进信息共享和部门分工协作。
隐蔽的不端：“枪手”代笔
在本次公布的案例中，两名来自湖南和福建的研究人员在网上找中介公司完成基金项目书，结果中介给两人提供了同一份项目书，导致事情败露。此事引发网友讽刺：“要怪就怪中介没有‘职业道德’吧！”
记者了解到，与一般的论文写作不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书要求很高，要在这一领域当“枪手”，非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人士很难胜任。目前，这样的“枪手”多存于海外华人科研人员，而且要价不菲。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透露，该案例中每人都向中介支付了近两万元的费用。
在网上，记者发现一家中介公司的网站。网站显示该公司位于美国休斯顿，组成人员为北美顶尖华人学者，是海外第一家专注于华人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导的知名公司，且为美国基金撰写协会的认证会员。记者多方查证，未能确认存在美国基金撰写协会，且该公司只提供QQ和电子邮件联系方式，截至记者发稿，尚未与该公司取得联系。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认为，这些中介不可能是北美顶尖华人学者，真正的顶尖专家忙于自己在美国申请经费，不可能将好的想法卖给别人。由专门的写作机构来写申请书，与国内有些人收费代人参加高考一样，是舞弊。
杨灿坤认为，由于这种情况都是私下交易，隐蔽性很强，比一般的科研不端行为更难发现，“这是对科研管理工作的新挑战”。（原标题：“隐形”不端挑战科研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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