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日，因博士论文抄袭事件古滕贝格宣布辞去防长一职。时年39岁的他是德国政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CFP供图
当地时间2013年2月9日，德国柏林总理府，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沙范与总理默克尔共同面见媒体，宣布辞职决定。CFP供图
核心提示
近年来，一场刮向德国政坛的论文抄袭追查风，让国防部部长古滕贝格、教育和科研部部长沙范等高官相继下台。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国，德国为何会出现这么多政界高官相继因学术不端行为落马的现象？学术诚信在这个国度有什么样的分量？德国是如何面对和处理高官的学术不端行为的？
探究这些问题，也许能对净化问题丛生、备受诟病的中国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些借鉴。
当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沙范被爆出博士论文有问题时，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樊昀跟德国导师讨论起了这个话题。
樊昀说，这要在中国，就不是个事儿，只要沙范本人始终保持沉默，就能安然过关。但导师说，这种事儿发生在德国，沙范肯定是要下台的。
樊昀不信，为此，还跟导师打了个赌。结果，沙范辞职后，他收到了导师发来的短信：这说明你还不了解德国。
近年来，一场刮向德国政坛的论文抄袭追查风，让国防部部长古滕贝格、教育和科研部部长沙范、欧州议会副议长梅林、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议员迪特·亚斯珀、自民党政客查奇马卡吉斯、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主席格拉夫等高官要么中箭落马，要么灰头土脸。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地，德国为何会出现这么多政界高官相继因学术不端行为落马的现象？学术诚信在这个国度有什么样的分量？德国是如何面对和处理高官的学术不端行为的？
探究这些问题，也许能对净化问题丛生、备受诟病的中国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些借鉴。
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崇尚博士头衔
博士头衔在德国极受尊重。留德10年的学术大师季羡林曾写道，德国社会非常重视学衔，说话必须称呼对方的头衔。对方是教授，必须呼之为“教授先生”；对方是博士，必须呼之为“博士先生”。“不这样，就显得有点不礼貌。”
季羡林在《我的女房东》里说，通过了博士口试后，当天晚上，女房东突然笑着问他：“我从今以后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季羡林慌忙拒绝后女房东才照旧叫他“季先生”。
在德国萨尔大学获得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传统在德国依然根深蒂固。德国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拥有物理学博士头衔，德国民众一般都尊称她为默克尔博士。
“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为崇尚博士头衔，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可以永远将头衔放在名字前，印在护照和其它证件上。”陈卫佐说，“如果你是博士，那么，你的银行卡、保险卡、交通卡上都可以印上‘Dr.’的字样。如果拥有两个博士头衔，还会并排印上两个‘Dr.’”。
樊昀也说，不同于国内流传的“博士无用论”，在德国，社会的共识是文凭的高低与能力大小成正比，如果获得了博士头衔，对于就业和升职都有帮助。一般来说，博士学位获得者就业薪酬更高，升职机会更大。“德国社会也看重大学里生产出的智力成果，像我们法学，法学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就经常会被引用到司法判决中。”
正因为如此，德国各行各业都以拥有博士学位为荣。政界人士往往也多有高学历，像前联邦总理科尔就拥有哲学博士头衔。据称，德国的16名内阁大臣中，有10人是博士，而德国各政党中也有数百名博士学位拥有者。
这些获得博士学位的政界人物，有些是一路读上来的，比如沙范，年仅25岁即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些则是边从政边攻读学位，如古滕贝格，他是2006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但早在2002年，他就成为联邦议会议员，同时还在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内身兼数职。
德国如此崇尚博士头衔，与博士学位“难拿”大有关系。德国学术制度之完备、要求之严苛举世闻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写道：“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
在弗赖堡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李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德国人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跟国内完全不是一码事，“平时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也要改了又改。像我们组，一篇文章改个十几二十版很正常。”
他说，至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读了很多年读不出来，或读一半走人的大有人在。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教师郁喆隽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看到过一个数据，在德国，文科生平均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是5年，很多人读10年以上。“论文评审也很严格，一般需要3个以上教授写实名的论文评语，且会被永久归档。”
樊昀说，正因为德国对本国的博士水准极为自信，所以德国并不对其他国家培养的博士一视同仁，甚至对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博士也并不见得全部认同。前几年，他曾看到消息说，一个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在德国就业，因为涉嫌滥用“博士”头衔而被地方法院传讯，因为根据德国的《学术头衔使用法》，即使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德国也不能在名片上印上“Dr.”。
“洁癖”是德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原始驱动力
博士头衔如此被崇尚，要求如此严苛，因此，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德国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说到这个，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要提到一个词——“洁癖”，并认为这是德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原始驱动力。
李克说，在学术规范上，“引用不充分”等在别的国家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在德国就有可能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德国的学术界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像古滕贝格博士论文的东窗事发，就是由不莱梅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尔·莱斯卡诺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家费利克斯·汉施曼一起在《法学批评》杂志上撰文揭露的。
莱斯卡诺对媒体称，他在对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根据习惯将其中的段落放在谷歌中搜索，结果发现，古滕贝格博士论文中的一段，和2003年刊载于《新苏黎世报》周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以及列支敦士登学院2004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几乎没有两样，但古滕贝格没有注明出处。
更详细的审查后，莱斯卡诺判定，这篇长达475页、题为《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的论文中，还有更多的段落是抄袭来的，没有注明出处的引用更是多达数百处。
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莱斯卡诺发电子邮件采访此事，他的秘书莫妮卡·霍比在回信中说：“莱斯卡诺教授不便对此事发表评论，他发现古滕博格的论文抄袭纯属偶然，因为他并不是那一领域的专家。”
陈卫佐说，德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自净能力。德国各种媒体均可发出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对公众人物，社会的要求会更高也更苛刻。公众人物就像生活在放大镜下一样，各种对错都会被舆论放大。但这也使得公众人物必须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否则会遭遇社会的强烈抗议。
所以，当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决定在古滕贝格被取消学位后仍然留任他时，即使这名时年39岁的国防部长是德国政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但仍有两万多名德国学术界人士致信默克尔，抗议这一决定。
他们在公开信中说：“科学研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诚实和创新是我们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们社会里不再重要，我们的未来也将迷失……对古滕贝格事件仅仅视为过失，这将使德国作为科学创新和思想家辈出的国度的可信度遭受重创。”
标准对古滕贝格如此，对沙范也是如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古滕贝格出现学术不端问题时，沙范还曾公开评论：“作为一个31年前获得博士头衔的人，以及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与博士生有频繁接触的人，我公开为古滕贝格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想他自己也该有同样的感受。”
不承想她也步了古滕贝格的后尘。沙范的博士论文标题为《人和良知——现今良知教育的条件、需要和要求研究》，共计335页。有人指控称，其中有92页存在抄袭的嫌疑，其中部分内容并非拷贝自他人，只是沙范引用了自己原来发表的文章，却没有注明出处，从而违反了学术规范。
即使沙范坚决否认抄袭，辩解称只有个别地方表述不严谨，但最终却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杜塞尔多夫大学判定论文存在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问题。沙范不得不因此而辞职下台。
陈卫佐说，相比之下，德国政坛的“洁癖”更显著，像德国的前两任联邦总统，都相继因在外界看来“芝麻点大”的小事辞职。上上届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2010年5月辞职，仅仅因为他在接受一家广播电台采访时，对于德国派兵前往阿富汗的问题上说错了一句话。上届联邦总统伍尔夫也于2012年2月辞职，因为他在购房时获得过低息贷款，且企图阻止媒体报道此事。“德国是议会多党制国家，一旦政党内的明星人物出了丑闻，就有可能危及整个政党的声誉，所以他们不得不作出切割。”
李克也说，在德国，只要谁被学术机构认定有学术不端，这个人就肯定混不下去了，“他们不会像国内有的人那样死赖着，或者讨论什么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在这里，只有马上辞职走人一条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