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洪国藩（左）与桑格（右）在剑桥的实验室。

 

 

惊悉我的老师、英国科学家桑格（FrederickSanger）博士于2013年11月19日不幸逝世，十分悲痛。往事涌上心头，回顾并写下我与桑格博士相处的往事，一是作为纪念，二是桑格的为人及其对待科学的态度，对我国科技界或许有所启示。

 

他是一位研究方法学的科学大师，他发明了能测定蛋白质和DNA顺序的方法，为此，于1958年和1980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当代生命科学划时代的开拓者之一。以他名字命名的英国剑桥桑格研究所现任所长Mike Stratton爵士说：“他的DNA测序方法改变了我们对地球上生命的理解，并为从遗传病到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手段奠定了基础。”

 

在一次研讨会上，当我们听完桑格的工作报告后，有人忽然站起来说：“费雷德（桑格的昵称），你真不容易，一生跨越了两个研究领域，先是研究蛋白质，后来又研究核酸，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的？”

 

桑格朝那人看了看，停了一会儿，面露笑容地说：“我并没有跨研究领域，我只是在做一件事，在一个领域里工作，那就是生命大分子的一级结构——蛋白质和核酸的一级结构。”在座者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桑格对科学的理解。他并不把研究的具体对象看作为领域，而是把科学问题作为领域。他从不追求论文的数量，也无意在高影响力的期刊露面。他只是将研究论文发表在有关专业期刊上，让论文内涵本身说话。

 

在一次下午喝茶休息时，桑格对我说：“从事方法学研究是很枯燥的。实验成功是少数，大多是失败的。失败时很烦恼，但事后又会燃起对新追求的愿望。”

 

1980年，桑格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后，他举办了一次答谢酒会。酒会在实验大楼顶部的餐厅中进行。大厅中央的大型长桌上，放满了香槟酒。我们都围着桌子站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比鲁兹（也是诺奖得主）首先致辞，他说：“桑格工作十分努力，多年来他一直是最早进实验室工作，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1958年他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都认为，他今后一定会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了，会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讲，不会这么投入工作了，但事实上他却一如既往，又在实验室投入到自己的追求之中，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又揭示了DNA一级结构的奥秘。今天我们在此聚会，是庆贺他因此成就而又一次获奖。”熟悉桑格的人都知道，他谦虚过人。平时，每当别人赞扬他的科学成就时，他会变得难为情，讲话都会变得不自然起来。但他也有一个办法“解围”——他会主动地把话题转到别人身上，说某某人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等等。这次，听了比鲁兹的祝词后，桑格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谢谢研究所提供这么好的研究环境。”随后，他便举起酒杯说：“请大家喝香槟。”在庆祝会上，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拍了集体照，心中体会着桑格的高尚个性。

 

写到这里，我想起国内常常议论中国何时可得诺贝尔科学奖的问题。也有人主张，要定向培养特定的诺贝尔奖得主等等。

 

桑格所在的研究所只是一幢不大的三层楼房子，在编科研人员只有几十位。但获诺贝尔奖人数高达13人，因此每层楼上都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获奖者密度之高举世难寻，但他们从不谈论如何获诺贝尔奖的问题。曾有人问首任所长比鲁兹：“在你们那里产生那么多诺奖得主，你是怎样管理科学研究的？”比鲁兹的回答倒是一点也不惊人。他说他只做两件事：第一，使研究所有足够的研究经费；第二，吸引那些对揭开自然之谜有强烈兴趣和追求的人才，使他们完全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如果再管其他的事，不仅多余而且妨碍别人了。

 

在这个研究环境中，如果他们勤奋，加上天赋和机会，就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诺奖是从这些人群中自然产生的。记得我国有一位记者问桑格：中国青年人很想知道怎样的人才能获得诺奖？记者期待着两次获诺奖的桑格有个答案。不料，桑格却说：“我不知道。”不过他接着补充了一句话：如为获诺奖而去搞研究的人，是很难得奖的。桑格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体会了。

 

桑格年过60岁之后，仍几乎天天亲自做实验。他说，一位实验科学家，脱开了动手离灵感就远了。他的实验室惊人的简陋和朴素。他的实验桌只有约一公尺宽，上面有一台电泳仪、移液管、几个烧杯和三角瓶。桌面靠墙有两个放化学药品的架子，实验桌左面是一台普通冰箱，里面放着一些酶制剂及生物样品。他坐的是一个木头凳子，凳面已很破旧并有两道裂缝。我估计，他所使用的主要实验用品，总价大约不会超过现在的10万元人民币。他就用这么少的资产，作出了划时代的发明。显然，他的发明，靠的是思想（idea）。

 

一天下午，我在实验室看书，有两位穿着整齐、满口美国口音的中年男子走进来，问道：“请问桑格博士在哪里？我们是约好时间来找他的，可是我们在走廊两边的房间里来回找了两次，都不见他。”在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两位从美国来的教授。我听了他们的发问，十分惊讶。我回答道：“刚才从你们身边走过去的就是桑格呀！”他们说：“是那位穿着粉红毛衣，袖子有个补丁，一手拿着实验用的冰盒子，走路有点拐的那一位？”我说：“是呀！他就是桑格呀！”他们两位听完就去找桑格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这两位教授又走进我的实验室，其中一位说：“谢谢！”另一位说：“对不起，当时我们还认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人是研究所里打工的。”另一位竖起大拇指接着说：“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第二次获诺贝尔奖消息传来，我对桑格说：“恭喜！”他高兴但并不激动地回答我：“这是一种承认。”这一天，桑格秘书通知大家，如有媒体通过我们找桑格，请回避，桑格不接受采访。这个通知是适时的。当时，在实验室我就接到从英国和美国报社、电台打来的电话，要找桑格。桑格的低调是有名的。他一生中几乎谢绝了所有的新闻采访。不仅如此，他甚至谢绝不少学术报告。桑格常说：“我的研究工作已发表论文了，没有必要再作其他报告了。”他在科技界是世界级著名人物，但这只是外界给他造成的，而他本人极淡泊名利。他把全身心的精力和智慧不受外界干扰地投向自己所从事的研究。

 

他生活同样简朴。中午在实验室餐厅用餐，经常是两块奶酪、几片苏打饼干、一个苹果、一些新鲜蔬菜、一杯牛奶咖啡。一次午餐时，一位同事问他：“美国多次邀请你去，给你这么高的工资，那么好的实验条件，你为什么不去？”桑格的回答声音极低，几乎听不清：“我享受这里的简单生活和研究环境。”

 

 

经我国老科学家王应睐先生和王德宝先生的推荐，我于1979年进入桑格实验室进修。不久，我完成了一项研究，桑格即向伦敦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申请，将我转为桑格实验室的Fellow（研究员）。此后，我就从事现在被认为是第一个基因组——入噬菌体的DNA测序工作，同时发展DNA测序技术。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是单身一人在英国工作。每当圣诞节，桑格就请我到他家。于是我就与桑格及其夫人，三人度过圣诞节。他夫人亲自做热乎乎的布丁给我吃。桑格给我倒好威士忌，要我与他一起向着东方站着，他说：“你的家人在东方的上海，我们一起喝酒庆贺。”我内心的感动是可以想象的了。

 

几年来，除假日外，我天天与桑格相处，一起讨论科学问题，做研究工作。他身上有太多的东西，是我可以学习的。当然，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对我各方面也是十分了解的。

 

1983年，在桑格退休前，也是我即将离开他实验室的时候，他十分关心我未来的科研生涯。为了使我对今后的发展有更多的选择，他为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他把我推荐给瑞士Rriedrich Miescher研究所。为此，该研究所所长两度前来剑桥与我面谈，征求我去那里主持独立研究项目的意见。第二，桑格同时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写信，也支持我在国内的发展。

 

回国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至桑格91岁高龄。其间我与夫人多次前往剑桥，每次都是桑格亲自开车到车站相接。一次火车晚点并且下着雨，桑格撑着伞，等了我们将近半小时。一个科学伟人，这样对待一个外国科学工作者,我能不感动吗？这就是桑格，他睿智、谦逊、平凡和伟大。

 

我会永远怀念他。

 

《中国科学报》 (2013-12-20 第5版 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