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国藩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12-20 8: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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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国藩院士撰文:纪念恩师桑格

1983年,洪国藩(左)与桑格(右)在剑桥的实验室。
 
■洪国藩
 
惊悉我的老师、英国科学家桑格(FrederickSanger)博士于2013年11月19日不幸逝世,十分悲痛。往事涌上心头,回顾并写下我与桑格博士相处的往事,一是作为纪念,二是桑格的为人及其对待科学的态度,对我国科技界或许有所启示。
 
他是一位研究方法学的科学大师,他发明了能测定蛋白质和DNA顺序的方法,为此,于1958年和1980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当代生命科学划时代的开拓者之一。以他名字命名的英国剑桥桑格研究所现任所长Mike Stratton爵士说:“他的DNA测序方法改变了我们对地球上生命的理解,并为从遗传病到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手段奠定了基础。”
 
一生专注一件事
 
在一次研讨会上,当我们听完桑格的工作报告后,有人忽然站起来说:“费雷德(桑格的昵称),你真不容易,一生跨越了两个研究领域,先是研究蛋白质,后来又研究核酸,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的?”
 
桑格朝那人看了看,停了一会儿,面露笑容地说:“我并没有跨研究领域,我只是在做一件事,在一个领域里工作,那就是生命大分子的一级结构——蛋白质和核酸的一级结构。”在座者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桑格对科学的理解。他并不把研究的具体对象看作为领域,而是把科学问题作为领域。他从不追求论文的数量,也无意在高影响力的期刊露面。他只是将研究论文发表在有关专业期刊上,让论文内涵本身说话。
 
在一次下午喝茶休息时,桑格对我说:“从事方法学研究是很枯燥的。实验成功是少数,大多是失败的。失败时很烦恼,但事后又会燃起对新追求的愿望。”
 
诺奖和人
 
1980年,桑格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后,他举办了一次答谢酒会。酒会在实验大楼顶部的餐厅中进行。大厅中央的大型长桌上,放满了香槟酒。我们都围着桌子站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比鲁兹(也是诺奖得主)首先致辞,他说:“桑格工作十分努力,多年来他一直是最早进实验室工作,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1958年他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都认为,他今后一定会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了,会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讲,不会这么投入工作了,但事实上他却一如既往,又在实验室投入到自己的追求之中,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又揭示了DNA一级结构的奥秘。今天我们在此聚会,是庆贺他因此成就而又一次获奖。”熟悉桑格的人都知道,他谦虚过人。平时,每当别人赞扬他的科学成就时,他会变得难为情,讲话都会变得不自然起来。但他也有一个办法“解围”——他会主动地把话题转到别人身上,说某某人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等等。这次,听了比鲁兹的祝词后,桑格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谢谢研究所提供这么好的研究环境。”随后,他便举起酒杯说:“请大家喝香槟。”在庆祝会上,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拍了集体照,心中体会着桑格的高尚个性。
 
写到这里,我想起国内常常议论中国何时可得诺贝尔科学奖的问题。也有人主张,要定向培养特定的诺贝尔奖得主等等。
 
桑格所在的研究所只是一幢不大的三层楼房子,在编科研人员只有几十位。但获诺贝尔奖人数高达13人,因此每层楼上都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获奖者密度之高举世难寻,但他们从不谈论如何获诺贝尔奖的问题。曾有人问首任所长比鲁兹:“在你们那里产生那么多诺奖得主,你是怎样管理科学研究的?”比鲁兹的回答倒是一点也不惊人。他说他只做两件事:第一,使研究所有足够的研究经费;第二,吸引那些对揭开自然之谜有强烈兴趣和追求的人才,使他们完全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如果再管其他的事,不仅多余而且妨碍别人了。
 
在这个研究环境中,如果他们勤奋,加上天赋和机会,就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诺奖是从这些人群中自然产生的。记得我国有一位记者问桑格:中国青年人很想知道怎样的人才能获得诺奖?记者期待着两次获诺奖的桑格有个答案。不料,桑格却说:“我不知道。”不过他接着补充了一句话:如为获诺奖而去搞研究的人,是很难得奖的。桑格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体会了。
 
简陋的实验室,朴素的生活
 
桑格年过60岁之后,仍几乎天天亲自做实验。他说,一位实验科学家,脱开了动手离灵感就远了。他的实验室惊人的简陋和朴素。他的实验桌只有约一公尺宽,上面有一台电泳仪、移液管、几个烧杯和三角瓶。桌面靠墙有两个放化学药品的架子,实验桌左面是一台普通冰箱,里面放着一些酶制剂及生物样品。他坐的是一个木头凳子,凳面已很破旧并有两道裂缝。我估计,他所使用的主要实验用品,总价大约不会超过现在的10万元人民币。他就用这么少的资产,作出了划时代的发明。显然,他的发明,靠的是思想(idea)。
 
一天下午,我在实验室看书,有两位穿着整齐、满口美国口音的中年男子走进来,问道:“请问桑格博士在哪里?我们是约好时间来找他的,可是我们在走廊两边的房间里来回找了两次,都不见他。”在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两位从美国来的教授。我听了他们的发问,十分惊讶。我回答道:“刚才从你们身边走过去的就是桑格呀!”他们说:“是那位穿着粉红毛衣,袖子有个补丁,一手拿着实验用的冰盒子,走路有点拐的那一位?”我说:“是呀!他就是桑格呀!”他们两位听完就去找桑格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这两位教授又走进我的实验室,其中一位说:“谢谢!”另一位说:“对不起,当时我们还认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人是研究所里打工的。”另一位竖起大拇指接着说:“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第二次获诺贝尔奖消息传来,我对桑格说:“恭喜!”他高兴但并不激动地回答我:“这是一种承认。”这一天,桑格秘书通知大家,如有媒体通过我们找桑格,请回避,桑格不接受采访。这个通知是适时的。当时,在实验室我就接到从英国和美国报社、电台打来的电话,要找桑格。桑格的低调是有名的。他一生中几乎谢绝了所有的新闻采访。不仅如此,他甚至谢绝不少学术报告。桑格常说:“我的研究工作已发表论文了,没有必要再作其他报告了。”他在科技界是世界级著名人物,但这只是外界给他造成的,而他本人极淡泊名利。他把全身心的精力和智慧不受外界干扰地投向自己所从事的研究。
 
他生活同样简朴。中午在实验室餐厅用餐,经常是两块奶酪、几片苏打饼干、一个苹果、一些新鲜蔬菜、一杯牛奶咖啡。一次午餐时,一位同事问他:“美国多次邀请你去,给你这么高的工资,那么好的实验条件,你为什么不去?”桑格的回答声音极低,几乎听不清:“我享受这里的简单生活和研究环境。”
 
无微不至的关怀
 
经我国老科学家王应睐先生和王德宝先生的推荐,我于1979年进入桑格实验室进修。不久,我完成了一项研究,桑格即向伦敦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申请,将我转为桑格实验室的Fellow(研究员)。此后,我就从事现在被认为是第一个基因组——入噬菌体的DNA测序工作,同时发展DNA测序技术。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是单身一人在英国工作。每当圣诞节,桑格就请我到他家。于是我就与桑格及其夫人,三人度过圣诞节。他夫人亲自做热乎乎的布丁给我吃。桑格给我倒好威士忌,要我与他一起向着东方站着,他说:“你的家人在东方的上海,我们一起喝酒庆贺。”我内心的感动是可以想象的了。
 
几年来,除假日外,我天天与桑格相处,一起讨论科学问题,做研究工作。他身上有太多的东西,是我可以学习的。当然,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对我各方面也是十分了解的。
 
1983年,在桑格退休前,也是我即将离开他实验室的时候,他十分关心我未来的科研生涯。为了使我对今后的发展有更多的选择,他为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他把我推荐给瑞士Rriedrich Miescher研究所。为此,该研究所所长两度前来剑桥与我面谈,征求我去那里主持独立研究项目的意见。第二,桑格同时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写信,也支持我在国内的发展。
 
回国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至桑格91岁高龄。其间我与夫人多次前往剑桥,每次都是桑格亲自开车到车站相接。一次火车晚点并且下着雨,桑格撑着伞,等了我们将近半小时。一个科学伟人,这样对待一个外国科学工作者,我能不感动吗?这就是桑格,他睿智、谦逊、平凡和伟大。
 
我会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12-20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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