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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教改革：高校书院制改变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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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中文大学到复旦、西安交大，学院之外再设书院 |
近年来，国内高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其中一项很独特的做法，是在大学里成立“书院”。学院管学习，书院管生活。一般认为，这种书院制借鉴了西方大学住宿学院的做法，也承袭了中国书院的古老传统。
记者深入实行书院制的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了解书院的运行模式，探究其发展方向。
2011年的新学期，复旦大学宣布，将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在个别学院试点四年书院制。“书院”这个词语又一次走进公众视野。
其实早在2005年，复旦大学就已成立“复旦学院”，在此机构下包含了4个以四位复旦老校长的名字命名的书院，面向大一新生提供通识教育。而西安交通大学自2008年开始设立了八大书院，并贯通本科四年级，覆盖全校本科生。
在香港，惟一一所实行书院制的高校是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实行近半个世纪。
与传统的学院制相比，书院制改变了什么？
负责教学之外的事情
书院让师生关系更加密切
“书院就是把学生宿舍改造成为大学生离开父母后来到的一个新的大家庭。”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形象地说，“如果说，学院是父亲，那么书院就是母亲。学院集中精力搞好专业教学和科研，书院则承担起学生全面发展的工作。”
书院作为实体行政机构，与学院平行，学生们由此便身处于两个坐标系之中。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大三学生魏方方进入书院这个坐标系时，就成为逸夫书院的学生。魏方方说，每名新生可按意愿申请书院，学校会按既定机制作出编配。学生申请转院，书院也会视情况作出考虑。香港中文大学原有崇基、新亚、联合、逸夫等4所书院，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近来又增设了多所书院。它们坐落于不同地段，多数都有自己的宿舍、食堂、体育文化设施。
虽然书院主要负责教学以外的事情，但院长却无一例外都是由学术地位很高的教授出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就曾任逸夫书院院长。西安交大也邀请知名教授或知名社会人士担任院长或名誉院长，同时配备了学业导师与常任导师。常任导师按照1∶200的师生比来配备，担任的就是学院制中辅导员的角色。
新学期伊始，西安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黎荔就有点儿小苦恼：作为崇实书院的学业总指导之一，她推荐了33名学业导师，但经学生选择后，4名老师落选。“老师很失落，我得去做工作。”黎荔说，“学业导师津贴不高，但为什么老师积极性那么高呢？因为师生关系重回到了本真状态，师生彼此激励，以心暖心。不像以前，师生之间缺少交流。”
在香港中文大学，老师也要和学生一起入书院。商学院的老师张田余，在会计课堂上教的是来自各个书院的30个学生，他本人则加入了崇基书院，帮学生辅导、带学生活动。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宝欣现在供职于一家出版社，书院生活是她难忘的回忆。在她看来，学院传授的是硬知识，书院则以关顾及集体活动来授予学生软技能。学生与老师甚至工友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像一个大家庭。“考试的日子书院会提供水果，工友煮甜汤也会给我们留一份，这些都令人心暖。”
打破同专业学生“聚居”
书院让学生的交际更广、视野更宽
复旦2005年成立的4所书院，都设在数十年历史的老建筑内，门口有颇富书香气的牌匾、对联，有学生戏称其为《哈利·波特》中魔法学校的四大学院。新生入学后一律不分专业，而是在复旦学院接受一年文理综合教育与基础教育，同时在书院里与不同院系的学生交流相处，第二年再进入专业知识学习。学校的初衷就是培养学生文理兼容的知识底蕴，拓宽大学生就业面。
在西安交大，书院由相对集中的学生宿舍楼群构成，最大的书院学生人数达3400余人，最小的书院也有近600人。同一书院的学生住在一起，也打破了过去学院制下，同一学院、专业的学生“聚居”的情况。八大书院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划、章程及规章制度，有院旗、院徽、院训、团工委和学生会；还建有阅览室、讨论室、会客室、谈心室、健身房，以及能举行会议和活动的多功能室等，所有设施24小时开放。
在西安交大仲英书院一楼，新一届“学长团”的纳新海报格外惹眼。这个服务新生的“学长团”于2009年正式成立，由二、三年级中选拔出的70名优秀学生组成。“他们每3人为一组，在新生中随机选择30人作为服务对象，指导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抓好学弟学妹们的学习。”仲英书院的院务主任柴渭介绍说，书院希望同学们结交不同圈落的朋友，“而不局限于老乡和同专业同学”。
几位住过书院的复旦学子也有同样的体会：“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住在一起，可以接触到更多信息、开阔眼界，完成向大学学习生活方式的转变，还积累了更宽阔、多层次的人脉。”用复旦学院首任院长熊思东教授的话说，以前的宿舍是个小专业，现在的宿舍是个小社会，避免了学生交际面狭窄，也有利于认识到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再以成绩为唯一量尺
书院让学生成为综合素质高的“全人”
一直以来，内地大学过分注重专业化培养、忽视学生能力培养也颇受诟病。为了革除这些弊端，西安交大书院就崇尚“学生自我教育和管理”：书院党总支委员会中多数成员为学生，其中副书记在学生中选举产生；书院举行学生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审议书院工作；学生自主组织文体活动。书院还帮助学生们办起了咖啡屋，完全交由学生经营和管理。软件学院大四学生张程是咖啡屋现任店长，负责协调25名“店员”的工作。“采购、制作、经营，全靠我们，很锻炼人。”张程说。
在培养“全人”方面，书院可谓重任在肩。
在香港中文大学，包括海外交流及外访计划、研讨会、师友计划、社区服务、领袖才能训练等各种活动，也主要是在书院层面举办。以逸夫书院为例，院方定期举办聚会，邀请杰出人士演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等都曾应邀出席。还有各种学生社团组织的课外活动，如被称为四大活动的迎新营、“逸夫里”游艺晚会、书院院庆及书院歌唱比赛，均由学生一手策划和主办，院方只提供资助和意见。
香港中文大学公关部介绍，书院提供以学生为本的全人教育和关顾辅导，组织各种活动，提供“非形式教育机会”，与正规课程相辅相成，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位、自信心和对社会的承担。
书院制是个新课题（记者手记）
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将建设书院制看作本科生教育制度改革、提高本科学生培养质量工作的一个部分。在他看来，融生活、学习于一体，又拥有相当的公共空间和指导教师，超越专业学习局限的书院制将大有可为。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已有自己鲜明特色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院相比，内地高校宿舍楼里虽然建起了讨论室、健身房、社团活动室等公共空间，但具有书院特性的精神气质与读书氛围尚未体现出来，有人甚至直言：“书院依然是空的。”对于内地高校而言，富有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的书院文化的形成，尚需时日，急躁不得。
同时，书院制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弊。一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就向记者坦承，因实行书院制，学校多出了很多行政机构，往往导致效率低下。而且，各书院划地而治，可能导致资源利用不充分。学校在分配资源时，往往不能考虑大小书院的区别，搞平均主义。
书院制的出现也给高校的管理提出了新课题。书院与学院如何分工合作？这是书院制与学院制平行的现状下必须解决的问题。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表示，国外住宿书院制已有数百年历史延续，我们要冷静对待书院制创新，切忌一哄而上。他认为，书院制的核心理念是给学生以选择的自由和自主学习的习惯。高校在大力建设书院的同时，也不应划一地将学生全数编入书院中。书院适合的是“宽基础”的通才，但有些学生或许更适合成为在专业领域执着专深的“偏才”。此外，不论进不进书院、进哪一所书院，都要避免传统的组织方式，以尊重学生个性、选择为根本，才更容易为学生主动接受，也才会慢慢形成活泼长久的书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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