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科大问题上，教育部似乎像公众一样太过关注一些概念和口号，又似乎太过关心政治上的考虑
□马凤岐
三年前，深圳市开始筹划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时候，与一位在深圳市教育管理部门工作并参与此事的朋友聊天，我说：“你们的南科大，如果按部就班地跟着教育部跑，肯定会死。”他说：“我们不跟着教育部跑，也会死。”一所新办学校，按照教育部规划的程序，先招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和“工程”，不过是在全国两千多所高校之外再增加一所，就南科大创办的初衷而言，无异于已死。现在看来，好像我有点理想化，而我的朋友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
南科大的筹办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起步，随之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通过公共媒体，我们尚无法了解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其中一些环节有待澄清。
第一，教育部2010年12月批准南科大筹建时，同时批准其试办本科。“试办”是什么意思？是否包含招生权？若不包含，如何“试办”？若包含，似乎又与1986年国务院的“条例”有出入。“条例”并未允许新建高校在筹建期间招收学生。按朱校长后来对媒体说的，教育部允许南科大“试办本科”，不意味着南科大获得“招生证”，而是和其他学校合作办学，通过高考系统招生，且学生学籍属于合作院校。这似乎也是新办高校惯常的做法，但朱校长不接受这种做法。
第二，教育发言人2011年5月27日针对南科大所讲的“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所指为何？在高考在即，南科大45名学生公开不参加高考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教育部发言人出来讲这番话，很自然地被解读为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南科大招生是2010年底的事情，2011年2月25日，教育部这位发言人在关于南科大的谈话中除了表达对南科大改革支持外，并未提及招生问题，可以推断，当时教育部并不反对南科大招生。又考虑到深圳市在南科大设立高考考场（其实深圳市的做法是否符合国家政策，也值得商榷，因为45名学生并非都来自广东，非广东学生在深圳“借考”并不符合规定），似乎，教育部确实不过是要求南科大必须通过高考系统招生。然而，即使45名学生参加了高考，他们是否可以获得南科大学籍，或者只能取得其他学校学籍？教育部并未表态。
看来主要是朱清时抛开高考系统招生惹恼了教育部，在南科大问题上，教育部要维护的是现行高考制度的权威，而朱校长在这一点上也不让步。
如果确是如此，教育部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免令人生疑。
我国现行高考制度是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30多年间尽管也有一些改革，但总体框架未变。现行高考制度有很多缺陷，这一点教育部也不会否认。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提出要进行高考改革。
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在部分高校试点自主招生，但控制还比较严格：第一，仅有少数高校参加试点；第二，试点高校自主招生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招生总数的5%；第三，所有学生必须参加高考。现行的本科高校自主招生主要做法是，考生在高考之前参加学校考核，入围后再参加高考，录取时享受一定优惠。另外，复旦和上海交大在上海地区自主招生，学校考核后可基本决定录取，尽管学生依然要参加高考，但高考成绩仅供参考（这种做法似乎对其他地区考生不公平）。自主招生显然是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
从各方面透露的信息看，教育部是同意南科大采用复旦在上海地区自主招生的方式处理已招的45名学生的问题的（学生说，老师告诉他们，参加高考只是例行程序，他们肯定会被录取），把高考变成走过场。即使如此，朱校长和那些学生也不愿接受。他们认为，即使走过场，也意味着他们理想的失败。
教育部发言人似乎将高考看做“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教育部极力维护这个制度，即使是过场，也必须要走。想来可以理解。今天教育公平已成为极为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除了统一考试，教育部找不到其他能为公众普遍接受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任何改变，都面临巨大政治风险，维护这个制度是安全的做法。
我们有理由认为，教育部并非不想改革备受专业人士批评、让公众爱恨交加的高考制度，甚至已经决定了改革方向和目标，制定了具体方案，现行部分高校自主招生可能就是这个方案的一部分，但教育部一定会控制节奏，以降低政治风险。教育部不会怀疑，南科大招收的45名学生很优秀，完全具备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的能力，这一点公众也不会怀疑。所以，即使同意南科大45名学生不参加高考，也不会遭遇主流民意反对。但是，教育部考虑的问题是，若允许南科大这样做，如何回应其他学校的同样要求？放开这个口子风险太大，教育部尚未准备好迈出这么大的步子。这恐怕是教育部坚持要求南科大45名学生参加高考——哪怕是走走过场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压倒了对教育因素的考虑，其做法或许在政治上是稳妥的、合适的，却无法平息朱校长一类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人士的不满。
教育部自然清楚，这样的政治理由不能拿上台面，它的发言人找了一个相当蹩脚的理由：暗示要求南科大45名学生参加高考是依法办学的要求，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事实上，高考从未出现在现行的《高等教育法》中，否则，教育部允许复旦等学校在上海地区招生中将高考成绩作为参考就有违法之嫌了。至于将要求学生参加高考说成是为了保障学生权益，就更有问题了：不参加高考就无法获得正式学籍，没有正式学籍就无法获得教育部认可的毕业证书，所有的事情都在教育部的掌握之中，是教育部威胁将来不承认学生的毕业证，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怪到南科大不保障学生利益呢？
然而，正是在保障学生利益问题上，教育部应该采取坚定立场。作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的香港科大三位教授退出南科大筹建后发表公开信揭示，“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如果真是这样，教育部根本就不应允许南科大“试办本科”（包括所谓联合办学），否则，不止南科大无视学生利益，教育部也无视学生利益。
在南科大问题上，教育部似乎像公众一样太过关注一些概念和口号，又似乎太过关心政治上的考虑，而对于办学条件、管理制度、质量保障等这些关系到学生利益和南科大成败的关键问题，似乎关注太少。
据南科大新闻公报称，教育部在批准南科大筹建的通知中说，在南科大筹建期间，教育部“将给予指导和大力支持”。在这一点上，教育部显然做得不够充分，它没有指导和帮助南科大建立一套现代大学制度，甚至没有指导和帮助南科大作好招生准备。
当然，南科大的工作本身也很不到位。南科大引以为榜样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说，香港科大筹建时期，殖民政府也相当死板，筹办团队的策略是，制定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让政府看到可行性。以将近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南科大寄托了人们太多的希望，相信公众和政府都不会乐见其死掉，或者成为两千多所普通高校中的普通一所。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南科大的一些理念，比如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等，代表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部应以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对南科大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指导；南科大也应拿出令人信服的办学方案，延聘高水平教师，为招生作好充分准备。南科大的命运关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教育部应该扶持她在创新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旗帜。
（作者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7-14 A2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