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会阶层固化”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而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最新修订本近日出版，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进行了分析。
为此，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专访杨继绳。
1 开放社会需要“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阶层流动”这个问题？
杨继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可以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社会流动和哪些因素有关？
杨继绳：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
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
1949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
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
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
2 “官二代”是集体世袭
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
新京报：你曾提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这和“阶层固化”什么关系？
杨继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杨继绳：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新京报：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杨继绳：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3 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