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这两天，暨南大学一位27岁成为博导的青年教授成了新闻人物。在此之前，位于四川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也出现过27岁的教授。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大学教授最低年龄的纪录会由于“创新的冲动”，不断被刷新。然而，将教授低龄化作为一种追求和一种行政展示，争先恐后地加以“突破”，总是令人忧虑的。
笔者不怀疑个别青年教授所具备的天赋，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学科，年轻教授的出现并不奇怪。但有两个问题必须考虑：其一，年轻化与低龄化是不是一个概念？其二，教授与导师之间有何不同？
先说第一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学教师队伍出现过一个“断层”，但那时候，副教授中三十几岁的不少，正教授怎么也要四十出头。进入新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海归学人的大量归国，涌入大学。在“985工程”的重点院校，由于学校本身的分量，一般的海归博士，大多还可以从副教授做起，但是到了“211工程”院校就不同了，不仅是直接被冠以教授头衔，而且还是“特聘教授”。问题不在聘任的头衔是“正”或者是“副”，而在于这样的引进方式本身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学术和教育的推进，大部分的引进都与领导的专业偏向以及任务感相关，属于典型的行政性引进，行政性聘任。
从博士或者博士后一下跳到正教授，似乎是可以解决受聘者的后顾之忧，从而沉潜于学术，且以教书育人为乐；但现在更多情况是，外来的受聘者一旦获聘正教授，就以“抓住机遇”的现实嗅觉，立即从科研型向产业型转化；有的直接获聘者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教书，他们自己开着公司，同时在大学里捞个“特聘教授”，享受着地方政府和大学提供的双重厚待。而作为学校，大多是指望通过聘任这些海归教授来明显增加本校在国际刊物的文章数量，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引人艳羡的回报。可是，两相情愿，彼此许配，交换的不是学术而是学术以外的利益，结果加剧了大学公司化的步伐，却没有体现出任何大学教育的精神和理想。
谁都可以说教授的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但要真正划分个界线并不容易。我们现在看到年轻教授们在大学中间跳来跳去，原因何在呢？没有服务的过程，就不可能有责任或者情感的产生。
再说第二个方面。媒体报道说，27岁的这位博导与学生打成一片，整天待在一起，没有交流障碍。这肯定是真的。但“孩子王”不一定可以成为好的导师。现在的大学中有个约定俗成的现象，晋升正教授后就必然要申请博导，因为博导比教授级别高，待遇相应也高，这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进步规律。但谁也不去问，教授与导师之间有何不同？
从词源学上看，导师是“master”,而教授是“professor”，虽然都有“教师”的意思在里面，前者却是引导者，后者则是专家。专家是可以教专业知识或技术的，而引导者则要在专业和技术之外，另有人生和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当下，大学教育越来越技术化的情形下，教授与导师职责上的分离，虽未被承认，却已然成为事实。
专家式或技术化的教授是可以年轻来自恃，从而可以越年轻越光荣；但是导师不行，因为人生的引导需要有阅历，没有阅历和人生的经验，只能是纸上谈兵；而阅历也是责任和情感产生的必要条件。
在当下大学中谈“服务意识”恐怕过于奢侈。因为随着大学公司化倾向的扩大，教师的服务意识，或者准确地说，教师的职业道德，也变得越来越公司化了。可是，作为大学，没有相对固定，且具备相当的职业道德的教师支撑，大学一方面不可能保持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提升。
一名哪怕出自世界最顶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门下，自己同样成绩卓著的博士也只是具备博士研究生导师的条件，却不见得具备了立即获得博导的实际资格。这不仅是学生与教师两个角色之间有差异，而且是因为这牵涉到导师与教授的不同。我们现在很少能看到二三十年前的“传帮带”的情况出现在老博导和青年博导之间。连新入大学的教师，也只是进行所谓的岗前培训，很少有学校再愿意要求新入行者向老教师学习。越来越多的新入行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已经具有博士学位，无须再向前辈学习，结果是，课堂上除了自我吹嘘的部分比较顺畅外，所讲的课程内容根本不知所云。
这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时期吗？果真如此的话，真诚切实地做些大学教育改革工作，实实在在地从事大学教育、人文和科学研究事业的那部分人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科学时报》 (2011-11-15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