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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化学家杨承宗：“不拔尖人才”同样要培养好利用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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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他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勋章。每当有人为此打抱不平时，他本人却毫不在意
进入“原子能反应堆”的10年
1961年4月4日，一辆小汽车把杨承宗接到了二机部。二机部是中国为研制原子弹专门成立的机构，而杨承宗此时已调任中国科大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二机部部长刘杰寒暄了几句，忽然问他：“杨教授，你看什么道理我们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不能大步前进？”杨承宗一下子被这个大问题问蒙了。但他心里明白，那时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走，除了一些半途而废的工程，什么都没有留下。这次谈话后不久，杨承宗就被抽调到二机部铀矿选冶研究所任业务副所长。铀矿选冶研究所位于北京城东35公里外的通州，对外称作“五所”。
为什么刘杰会找到大学教师杨承宗呢？对于记者的好奇，杨承宗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那得问刘杰，他前两天也来看我了。”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国内懂放射化学的教授可谓凤毛麟角。据清华大学教授朱永贝睿回忆，1955年中央决定在北大、清华创办原子能专业，但清华当时没有一个人接触过放射化学。1957年工程物理系开设相关专业时，就聘请杨承宗来讲放射化学课。
此前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简称近物所），杨承宗就是出了名“实验高手”。1953年，近物所急需中子源，杨承宗知道抗战前北平协和医院曾向美国买了507毫克镭源及配套提氡设备，在安全防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杨承宗带领助手冒着危险修复了被日军破坏的装置，之后又制成氡－铍中子源。这是中国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但他的右眼因为超剂量辐射，逐渐彻底失明。1954年，有犹太商人向我国兜售硝酸铀酰，说是浓缩铀235。周恩来总理要求近物所尽快确定该样品质量。杨承宗巧妙运用简单测量仪器，就揭穿了犹太商人的把戏，避免了上当，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五所”的科研设备非常简陋，防护条件极差，许多非标准设备和部件都要靠自己设计和加工。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不少人得了浮肿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承宗带领一群30岁左右的青年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开始铀的冶炼提纯。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提前3个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准备好了原料物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五所的科学家们接到二机部的通知，要到部里开会，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人马都到了大礼堂，原来不是开会，哈哈，是看电影。电影一部接一部地看，中间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到12点钟还在看，大家都困了，回家闷头就睡了。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杨承宗谈起二机部领导的这个特殊安排，还是十分激动。
在荒郊野外的“五所”，杨承宗前后工作了近10年时间，他认为那是他一辈子干得最得意的工作。杨承宗告诉记者，他用的还是离子交换法提纯铀。在居里实验室时，用于实验的离子交换柱直径不到1厘米、高不过1米；在“五所”的水冶厂，交换柱一下子变为直径2.7米、高6米有余，人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能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国家建设，杨承宗十分得意。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杨承宗却因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而不能享受。每当有人为他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勋章而打抱不平时，杨承宗本人却毫不在意：“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也没有去想。”
杨承宗对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贡献，却不时被人们提起。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在谈到原子弹研发这段历史时，就讲了这样一段话：“‘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放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
科学是有规律的，放射化学并不可怕。对于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实验性科学，杨承宗有些忧心忡忡
愿做放射化学的形象大使
杨承宗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元老，曾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安徽省科协主席。杨承宗自己却说，他只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1958年9月中国科大成立时，杨承宗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同时兼任其他几个系的化学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工作。当时，他白天忙于原子能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晚上写讲义编教材，每周三准时到中国科大讲课。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所有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任课老师的选择，都是杨承宗亲自编写、亲自确定。
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教授俞书勤至今还记得，他们58级放射化学专业学生进校的第一堂课，就是杨承宗上的。杨承宗详细地介绍居里夫人从铀矿中分离钋和镭的方法，还在黑板上写下了分离流程图。这些在当时国内外任何教材中，都是不可能有的。把国际化学界前沿科学知识和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和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杨承宗教学工作的一个特点。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科学就是前沿，科学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创新。”
或许是受老师伊莲娜•居里的影响，杨承宗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1963年上半年，60级08系物理化学课的期中测验，年级课代表祝振鑫发现试卷上有一道题的图画得有问题，便在主讲教授上课时指了出来。那位主讲教授十分生气，一连三天不出家门，不上班也不上课。系里教学干事找祝振鑫谈话，但祝振鑫拒绝因此写检查。为了给这位教授台阶下，系务委员会决定给予祝振鑫处分。杨承宗知道这件事后，高兴地一连说了几个“好极了”。他严肃地找那位教授谈话：“当教师的最大心愿不就是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吗？看到学生超过自己，应该感到很高兴，怎么会觉得丢自己的面子呢？你教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那才丢面子呢！”杨承宗公开表示：“学生敢于指出老师的错误，这种风气应该提倡。你们要处分这位同学吗？我还要表扬这位同学呢！”
1970年，杨承宗奉命随中国科大南迁，携家带口来到合肥，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随迁的老科学家之一。但他并没有因此懈怠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1973年，杨承宗主持了全国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学术会议，与兄弟单位建立了科研协作关系，使科大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977年，由杨承宗首提的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在中科大立项成功。后来，他又直接领导利用同步辐射装置20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作中子源和珈玛射线源，为我国内地的核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尽管已经脱离科研一线多年，百岁老人杨承宗仍然关心着放射化学的发展。杨承宗认为，放辐射化学在军事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开发得还很不够。最近他正在考虑，能否用同位素示踪原子的办法，把中药中的有效成分标示出来。对于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放射化学等实验性学科，杨承宗有些忧心忡忡。杨承宗说：“科学是有规律的，放射化学并不可怕，更不会影响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如果需要，我愿意当放射化学的形象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