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和文化关系的问题上，笔者以为文化为因，制度为果；文化是基础，制度是在文化土壤中孕育并长大成熟的。文化作为社会各方面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整体上具有客观的特征；而制度由于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社会的权力结构，集聚了社会中的控制力量，对社会活动具有直接和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在整体上具有主观的特征。制度一方面表现了文化的趋向和品质，一方面又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具体到我国的大学文化，其对大学制度的影响则是复杂且深刻的。由于我国曾经经历过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因而封建文化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正式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活动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该运动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先驱者们借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对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其时弘扬的西方文化思想，主要是强调现代法治观念和人本观念的民主思想，和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弘扬科学理性的科学思想。而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入，对于解构封建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我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然而，相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在运动的深度上也远没有达到民智启蒙及文化革新的目标，亦即没有达到唤醒国人树立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自强精神、进而促进国家建立现代化宪政体制的目标。因为这个运动起步不久就被突然出现的民族矛盾中断了，以至于使“救亡代替了启蒙”。清末民初时期的思想家们所发起的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宗旨、文化革命、文化创造的争论，被抗战、内战以及谁应该成为国家领导者等时期性内容代替了。其时抗击日本侵略以及后来激烈的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活动，使文化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工具，而文化本身的问题则被基本忽略或置于次要地位了。这样的转换使文化从价值层次的革新活动降低到功用层次的运用活动，从意义探讨的活动蜕变为如何利用文化的工具性活动。文化也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关照人灵魂、引领社会文明的理性意识，变成混合了各种新旧内容的复杂化形态。

 

建国后的文化活动在精神主旨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亦即是延续了将文化视为权力工具的状态和趋势，只是活动内容和目标更加“一元化”了。也就是由原来的主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争取广泛的抗战和反蒋统一战线等内容，变成努力巩固新生的政权、持续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了。其时文化被明确地规定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样，在抗战和内战等特殊时期弘扬的“革命文化”，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转化为现代法治国家应该秉持的“宪政文化”，而是还在“革命”的意识中转圈子。

 

这种文化对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其一，是大学在经历了持续地整顿、改造后，其性质和宗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原本的社会文明灯塔、新文化创造者、培养“领袖群伦”等精英人才的专业学术机构性质，被改造成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工具；其原本相对独立的地位被全面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所覆盖，成为一个在国家行政序列中居于固定位置、必须坚定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准行政机构。其二，大学教师作为身份相对独立、思想相对自由的社会职业者，被指责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没有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依靠工农大众生活、具有历史原罪（剥削工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教育和改造，需要在向工农群众学习中提高思想觉悟，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而经历了这种转变的大学体制，则成为一个具有复杂性内涵的机构。一是构成大学底色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未经改造和革新的半封建文化，其所确定的组织形态是具有浓厚封建意味的集权制体制。二是主导或领导大学活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带有强烈革命冲动的政治性意识，其对大学的要求和规定，依据的都是政治的标准和规则，大学的活动目标也被明确地规定为政治性目标。这使大学本身的目的和规律缺少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大学的特征和品质则明显地被抑制。三是其时指导大学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服务”的思想，是源自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只是使用的名称不同罢了。这种“经世致用”、“为我所用”的价值观，与大学传播人类的普遍知识、弘扬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培养人格健全和智慧卓越的高级人才的宗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强烈的追求政治功利和政治工具的意蕴，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思想底色和价值特征。

 

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的精神主旨不是强调因大学是一个专门培养高级人才、创造文化和知识的学术性机构，所以应该具有专门机构所具有的独立身份和地位，而是认为大学应该是满足社会各种需要、尤其是政治需要的工具，其组织应该纳入到社会的行政序列之中，成为隶属于政府某些部门的行政机构或准行政机构。从而使大学必须宿命般地面对知识、文化生产与行政性组织原则的结构性矛盾。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在教育界最为显著的功绩是进行了“恢复十七年”的努力。在此期间的大学体制改革曾经数次进退，但在最基本的教育价值方面，并没有发生革新性的变化。反倒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和唤醒了大学中的功利主义意识及消费主义观念，而人们对自身利益及部门或行业利益的过度追求，则使行政权力的作用迅速提升，使对权力的追逐由暗到明、由间接到直接，呈加速度的态势，致使“官场规矩”迅速在大学中普及。而追逐权力的趋势与功利性观念相结合，则更加剧了大学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和强化了大学中的行政化体制和官本位风气，使大学被人们讥讽为像官场、商场、名利场。

 

这种文化趋向的混乱直接引发了大学制度和政策的混乱。一方面，大学在抛弃我国早期大学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的同时，又对世界大学的先进制度和文化采取本质性的拒绝态度，从而既使我国早期大学所积累的合理制度被浪费和埋没，又使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荣誉。另一方面，大学在对社会潮流的顺应中，越来越趋向于经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不断地强化行政性的特征和市场性特征，使行政性规则、市场化规则在大学中大行其道，有的还内化成大学中的各项制度，使大学在功利化、官僚化、工具化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其状况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韩水法所言：“不幸的是，中国大学更多地具有了国外大学的短处。亦即对于大学宏观自治相当高、而微观自治薄弱的美国，我们却学习了他们的微观领域的科层化管理制度；对于宏观自治薄弱、但微观自治程度相当高的欧洲，我们却学习了他们宏观的官僚化制度。”这种价值观层次的混乱，扭曲了大学中许多关系，使大学中的行为目标模糊、活动标准混乱，许多制度和政策都不具备长期性和基础性意义，只有时期性和权宜性意义，大学无法建立自己的宪章，无法形成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也无法产生自己理应产生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大学中的问题产生于文化原因，大学进步的根本性问题是应该在改革制度的同时，彻底地革新具有浓厚封建意味的传统文化。

 

革新文化，首先需要革新观念。然而，当大学的制度及活动与一些人的实际利益密切联系时，这样的革新就会变得非常艰难。因为既得利益者们对自己利益的保护，会形成大学变革非常实际的阻力。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一场以文化和制度为目标的革命，从而使大学活动奠基在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之上。这个期待很关键，其实现也无疑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