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一个号称投资“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设想，在政协会场引爆激烈争论，并引发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质疑。这一宏伟工程，究竟由谁主导？如何论证和出台的？“69位院士支持”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南方周末记者近日赴山东进行了采访。

 

 

3月18日，山东济宁。九龙山下的武家村，大戏已经唱到第五天。戏台前人头攒动，吕剧《辕门斩子》的唱腔，回荡在武家村和九龙山之间的麦田上。

 

戏班子是村委会专门从菏泽请来的，为了庆祝一个叫“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浩大工程即将在这里建设。

 

沉浸在大戏中的村民们，并不知道北京的政协会场里掀起的反对声浪。3月9日，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一次分组讨论中，来自山东省的政协委员孙淑义的提案及发言——《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引起政协委员侯露的当场反对。

 

两天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安家瑶紧急写出提案，“强烈呼吁国务院发改委组织专家再做科学论证。”百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上签名。

 

安家瑶语出惊人：“我是山东人，我热爱山东。”但他明确反对耗巨资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打着“中华”名号的新城，为发展当地经济而人为破坏传统文化的历史环境。

 

3月8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青年学者肖川发出公开信，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尊敬的嘉璐先生”，信中称：“当我们的子孙后代走进‘标志城’时也许会问：‘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很富裕吗？为什么耗费巨资建设这样一个人造景观？当时就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被媒体广泛传播，并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同一天强硬回应：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张市长的话音未落，更为猛烈的波澜在网络上掀起。

 

此时公众才注意到，十天前这个项目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890万元的巨额资金面向全球征集规划创意，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在发布会上宣读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顾问”名单，其中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俞孔坚名列其中。

 

但很快，俞教授在报上发表声明：“‘中华文化标志城’与本人有关的、真实的、也是唯一的情况是：2007年和更早的时间，有关人士曾经两次带着一个策划文本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做规划，我当时谢绝了这项委托。”他并公开宣称：这是“拙劣的欺骗行径”。

 

舆情的急速变化令山东方面欲言又止。3月12日，在回应记者关于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质疑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时，作为山东省政协主席的孙淑义表示：“不知道”，“不回答”。

 

同一天，《齐鲁晚报》发表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并转告南方周末记者：项目筹备机构的表态以此为准，不必另行采访。

 

3月18日，在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再度发表声明，就外界关心的项目费用问题表示：“所谓‘300亿’仅仅是个别专家的个人意见，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更不能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

 

这个“个别专家”并非普通学者，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3月1日新闻发布会上，许嘉璐说“300亿”是2004年预算得出的数目。他同时认为那次预算并不科学，因为当时和现在的物价指数都不一样，“300亿不够”。

 

自此开始，山东省内媒体再未涉及这一话题。然而持续汹涌的舆论证明：相关的争论，并没有因为山东方面的沉默而平息。

 

 

3月7日，一篇名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前世今生》的文章发表在《齐鲁晚报》上，作者是山东社科院研究员，文章将这一工程的酝酿发起阶段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文化纽带”重要思想。

 

但根据《郑州晚报》的报道，这一工程的最初提出者是济宁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高述群：“高述群因为一个文人的突发灵感，成为推动这个城池浮现的‘始作俑者’。”

 

在采访过高述群的记者眼中，他是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他“思维敏捷、非常健谈”。这个春天，因为文化标志城，他开始频频亮相于媒体，又很快沉默。3月17日，他在电话中礼貌地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一位与其有过工作接触的干部介绍，高述群大学毕业后在水利学校任教，后进入政府工作，直到担任济宁市政府副秘书长，这个1983年毕业的大学生，自修过4年文科，保持着剪报的习惯，热衷于读书，特别喜爱哲学。

 

1998年，喜欢写文章和钻研历史文化的高述群建议：将孔孟故地曲阜和邹城，作为文化开发区进行建设。

 

2000年他了解到：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正在全国征集龙文化主题园的创意，而且已经在河南等省份进行了选址考察。

 

这年9月，他在北京见到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秘书长李靖，提出自己关于建设“龙文化园”的设想，并讲述了济宁的优势。双方一拍即合。据《郑州晚报》报道：一个小时交流下来，李靖觉得“非常好”，让高述群建议济宁市政府提出申请。

 

一个细节可以想象高述群当时的欣喜和急切——他的报告，是在返程的火车上写就的。当时济宁市市长正好要去北京出差，时隔多年，高述群都清楚地记得：那天是9月12日。

 

接下来，2000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派出专家来济宁考察6天，表示济宁市具备建设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主体建筑的条件。

 

高的建议被济宁市政府高度重视。此后到2006年下半年，他带着济宁市拨给的20万元启动资金，不断地拜访专家，召开论证研讨会。每一次的礼物，都是精装本的《论语》。五年下来，大约送出了千余册《论语》。

 

据有关人士称：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实施的大型系列性文化公益活动，其指导单位包括八个民主党派和国家民委、国务院台办、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宗教局、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印佛称印象中他没有签字：“发扬孔孟文化还是可取的，但你把孔孟故乡曲阜、邹县弄好是正经事。在济宁搞标志城，我认为是胡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的主任委员，亲自担任“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并曾多次到济宁考察，还亲自带领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建设部三部委领导赴济宁联合调查。

 

2006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文化报》关于济宁打造“文化副都”设想的报道文章，被批量复印，发到每位代表的手上。

 

据高述群介绍，7年间先后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论证考察。

 

2004年1月，由许嘉璐副委员长代表12位省部级领导和资深专家，向党中央呈递了《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当年3月，中央领导就作出批示。

 

在济宁市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的持续努力下，项目取得了高规格的支持力度。

 

一位观察人士称：“普通的工程类项目，通常是先有规划设计后再调动各种资源去推动。而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没有建设规划的具体方案，就先获得了声援。”

 

 

工程还没开建，九龙山下的武家村已经受到影响。村民们已经无心照应冬小麦了——如果文化标志城在九龙山建设启动，武家村将全部搬迁。这件事被村民称为“开发九龙山”。有人已经开始担心搬迁费用的落实。

 

陈大娘说：“村里让俺们别耽误浇地。”按照往年的习惯，下一茬该种玉米了。但“4月这一茬割了以后，种不种得再看”。从4年前就开始流传的搬迁消息，让村民们越来越不敢在农事上持续投入。

 

不远处的九龙山脚下，十几名工人正在铺出一块砖石台面。3月12日，这里刚刚举办了“情系文化标志城、绿化美化九龙山”大型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一位踏访九龙山的市民看到：“彩旗飘扬，气球升空，汽车排成长龙，警戒线已放到小雪村头。”阳光下，新刷的标语在农用机井房的墙壁上闪着鲜亮的红色。

 

出租车司机小王说：“我就纳了闷了，国家怎么想起在这地方盖个标志城？”

 

十几公里外的曲阜城里，对房价的议论变得微妙。一位教师说：“你不信看，就明年，准涨到3000元！”

 

从2001年到2006年下半年，高述群在北京奔波了5年时间，但项目始终没有启动。

 

一位济南公务员回忆说：在2008年1月的全省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之前，他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项目并无深刻的印象。

 

1月13日这次会议上，一位新任不久的山东省领导强调重点抓好“八大工程”——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位列第八。“要把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工作作为兴起山东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一个重大机遇，作为建设文化强省的切入点和重要抓手，扩大齐鲁优秀文化影响力和提高山东在海内外知名度，提高山东文化软实力。”

 

更早前的2007年11月9日，有领导在省委九届二次会议上专门表示：“要搞好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使规划建设的过程成为全民讨论、形成共识的过程，成为扩大齐鲁优秀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过程，成为进一步确立山东文化建设领先地位的过程。”

 

2008年1月，省内专家组赴济宁考察论证时，一位济宁干部与专家私下交谈：“过去是我们冲在前面，现在是我们跟不上领导。”

 

2008年2月，济宁市召开协调会议，有关负责人指出：“省委、省政府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工作高度重视，……济宁市作为承建地，既是特殊的荣耀，又是特殊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任务繁重，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南方周末记者在济宁市的公路桥上，看到“举全市之力建设文化标志城”的标语。

 

济宁市在协调会上明确的首要工作包括：“配合省里做好面向全球的新闻发布会筹备工作，并切实抓住全国‘两会’有利时机做好系列宣传推介工作，营造浓厚氛围。”

 

很快，山东省成立了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配备三十余个正式编制，高述群任常务副主任。很快有人找到一些参与论证的学者，希望能够由此调入省政府。

 

标志城项目官方网站宣称：2008年2月正式立项规划建设。

 

 

在这场争论中，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和孙淑义均提到，这一工程有69名院士签名支持。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联络了签名发起的69位院士中的20余位。

 

一位中科院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要求匿名）回忆：2001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院士大会，晚上部分院士被邀请参加座谈。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来了一个人，向院士们介绍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当时说要建“华夏文化标志城”，希望院士们有所反应。这次座谈，高述群在场。

 

会上发了一个倡议书，希望有一个中华文化交流的项目，增加凝聚力，宣传爱国主义。中科院的四十多位院士都在上面签了名。

 

这位院士说：组织者把倡议书拿到中国工程院，又有20位工程院院士签了名，一共是69人。部分院士字迹比较潦草，所以网上出现的倡议书出现了一些错误，如将名字中的“钊”误打为“健”，“容”误为“荣”，“葛”误为“万”。

 

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印佛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曾有一个研究孔孟的文化组织出面找他，没有说具体是在济宁建，只说要发扬中国的古文化，送了一本精装《论语》。倡议书是最近才听说的，印象中自己没有签字。

 

他说，“发扬孔孟文化还是可取的，但你把孔孟故乡曲阜、邹县弄好是正经事。在济宁搞标志城，我认为是胡闹。”

 

中科院院士叶大年记得，当时只说要搞中华文化的一个项目，没有说多大规模。叶大年说，如果是好事，算我一个。后来他也拿到了《论语》。他认为，“无非是弄一些宫殿一样的房子，放《论语》、《诗经》，做文化展览，花不了多少钱。”“我还是觉得动机没这么坏。对这个事，我没有上纲上线。”

 

野生动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曾两次去曲阜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孔子文化节，也被邀请去济宁搞过论证，不过细节都记不清了。

 

一些院士因为时间太久，对此事印象模糊。中科院院士张国伟不记得自己是否曾经签名。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傅家谟对是否开过会没有印象，“签字可能有，记不清了”。院士李吉均托秘书转告，科学院院士大会时组织过一次签字，收到过一本《论语》，记不太清了。83岁的谢学锦院士同样托秘书转告：“吃饭也许去了，签字也签了，因为时间很长，记不得了。但总而言之，反对现在这么搞。”院士王梓坤通过同事向南方周末转达：不记得了，年岁大了，文字上的东西是没有签，没看见过倡议书。人家说是好事，表个态也许有。

 

还有一些院士表示“根本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记得”或“没有参加过”，如汪集旸、金庆焕、任纪舜、杨乐、马宗晋、叶叔华、山仑、金庆焕、卢耀如、梁晓天、殷鸿福、钟训正等诸位院士。钟训正认为：“如果有，恐怕不是签名，是盲从吧。”彭一刚也不记得是否签过名，“如果当时签了也就签了，反正以后不会再签名了，最好把原来的名字也抹掉。”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对提议的内容没有印象，也不记得是否签名。“要确认这个事，原件应该拿出来看，看是不是我的字，现在不知道是否签过字，一点印象都没有。”

 

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则称，签名是假冒的。3月份，一位同事在网上看到名单问他，他才知道。上周五中国科学院工作局给名单上的院士打电话，一个一个核对这个事，吴新智说他没有参加。“这个事情是好事情，但是不是该这样运作？别的院士赞成都可以，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你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拿出去，强加于我呢？从某个意义上，这侵犯了我的名誉权。有时是别人歪曲院士的名誉，有时是院士本身自己不知道，别人拉他去，他去支持，去签名。有时是别人冒院士的名字，院士是受害者，太冤枉了。”

 

也有院士从价值理念上表示支持，但明确指出：“当时（2001年）就是一个大致的想法，不涉及规模有多大的问题。”

 

 

7年来，项目运作过程中，从政府到民间始终存在反对的声音，并非只是源于此次政协会议。

 

一位观察人士说，来自高层的批示都是“非常原则性的”。

 

被项目方一再强调的国家发改委批示，是决定项目命运的另一个重要节点。2007年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向山东省发改委发出“发改办社会[2007]2587号”通知：“‘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应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暂不在国家层面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委员会’”。

 

意见的第三点明确提出，项目实施应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好古建筑、古遗址的文物本体维修、环境整洁、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做好“九龙山山体保护和环境生态恢复工作”。

 

2005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报送《关于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有关问题的请示》，当月即得到答复意见：“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项目目前还没有做好前期论证，经与国务院办公厅协商，暂不作处理。请省里做好该建设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并与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重新报送。”

 

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曾去济宁考察过，“大约一两年前参加过这样一个会”，具体时间和会议组织者都“记不清”了。当时他表示，这个城不能建在保护区范围内；山东文物古迹很多，从资金来讲应该优先考虑保护和抢救，其次才是人工新造的。

 

他表达了上述观点，讨论结束后回京，“再没有联系过”。

 

高述群也曾经表示过：要宁缺勿滥，这个项目要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简单的旅游项目。按照他的理解，这个项目“会有三四百年”，“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2008年1月，山东省省内高层专家研讨会在济宁举行。会议组织者明确表示：因为已经立项，所以建不建、建在哪里，不讨论，主要讨论“怎么建”。事后山东新闻网报道，这次会议“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山东省高层专家主导意见”。

 

随即，山东大学召开专题研讨会，讨论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建设做出更多实际工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当场质疑：“这工程用的是老百姓的钱，拜托各位专家献计献策时，始终想到这一点。”发言后随即“有事”离场。

 

（记者朱强、甄晓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