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的体育健儿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金摘银，显示“世界一流”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世界大学的排行榜，说是中国大学没有一家是进入世界100强的，由此引发了主流媒体的评论纷纷。

 

把大学与体育比听上去很唐突，但仔细一想，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六艺”，身心兼修，始终把“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点，如果我们可以把“平天下”比喻成争得“世界一流”，那么两者又是那样的有可比性——如何出世界一流的成绩，要遵循同样的“长成”过程。

 

我国有许多运动项目原先几乎毫无基础甚至毫无知识，连怎么“玩”都不会，遑论训练课程设计和运动员饮食起居锻练健康的管理了。这样一个知识系统的课题，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实在与大学里许多新兴学科的成长是十分相像的。

 

不少项目请了洋人来做教练，或派运动员到国外训练两年（刘子歌），运动员（程菲）某一环节不强，专门请了外教……开放和改革促成了这些项目超常规地发展。显然，这样的过程我们在大学都有所经历，改革开放30年，大学的开放其实比体坛更甚，人员的流动，教材和参考书的引进，重点学者的奖励比对教练的奖励强度都要大得多。但中国大学却不能像很多体育项目一样做到世界一流，问题在哪里呢？

 

目前人们正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寻找症结，我这里提供一个视角。

 

我在回答记者关于本届奥运会有那么多的90后取得金牌的原因时，明确地说，作为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80后、90后比人们想象的有更好的素质，有前所未有的表现。别的不说，他们自幼不间断的严格训练经历（哪怕是“应试教育”）是40后50后60后都不可比拟的，他们又是在一种开放的青少年文化中长大，具有幽默感，比老一辈显得更大气、更洒脱。

 

他们无须常戚戚，谨小慎微；宽松的环境和生活状况（虽有穷困，但与我们那时普遍的拮据匮乏不同）使他们少些斤斤计较，有一种新型的团队成员关系：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生长出一种新时代的志愿者精神。

 

改革开放的时代交替，造就了年轻人世代交替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转化和进步，我们的大学却还没有专门认真地关注和应对。

 

大学一直对大学教学理论方法论缺乏足够的重视，大学的行政化导致了“铁打的大学流水的学生”的假象。精力集中于大学“引进”的所谓“大师”的名声，和种种有利大学虚名的事项。而这些事项多半与学生无直接关系，是上级单位某种似是而非的评审结果，花费了学校和教师大量的时间。高中阶段以前的学校，虽说在应试问题上还要深入改革，但还都是关注以学生为中心的、所谓的“升学率”。

 

然而，大学工作的重心不自觉地从学生身上游离开来，对学生的管理片面强调“学分制”（类似用“工分”来管理生产），强化“作弊开除”之类的简单化“纪律”（而不是教师和学生充分沟通寻找原因）。为了就业率，简单化地从一年级开始就“就业教育”，从而使学生在尚未打好大学扎实基本功的情况下，就想着找工作甚或找异性朋友了。当然，近年来校际共同培养、派遣学生海外访学都有所增加，但仍只涉及少数学生。

 

与运动员的培养、训练相比，大学生培养的重点所在显然有很大的差别，而两者的工作对象基本是一样的年龄层，加强对青年学子的研究和理解，以出人才为中心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有共同的必要性和规律。

 

我国古代教育一直有因材施教的传统，要像培养运动员一样，为每位入学大学生设立个人学习档案，改变草率的“通识教育”放羊式的教学和只管给分数不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的管理方式。现有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制度要精益求精，提倡与学生深入沟通，共同制订培养方案，使学生既有宽松自主的就学环境，又有足够的指导和督促。要倡导教师和管理人员都认真研究不断变化更嬗的新一代的学生，教材要不断更新，对学生的理解和教学对策也要不断更新！

 

大学的本质是学习着的广大学生——“大家学”，这意味着要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大楼或大师。

 

《科学时报》 (2008-8-26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