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几乎无人不知，不过要说真正看过这本书的人——哪怕只是不求甚解地浏览一下，或者只是随便翻一翻——恐怕是非常之少的，所以此书竟赢得一个称号——“无人读过的书”。

 

然而，有一个人竟然将此书读了600次！而且这人我还认识并和他交往过。

 

这是一个名叫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的美国人。我是1988年去美国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第20届大会时在会上认识他的。其人颇为热情，听说我正在研究十六七世纪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就送给我好些他的论文抽印本——其中不少杂志是我那时在国内看不到的。我们相识几年后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白尼大追寻与其他天文学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出版，他还特意给我寄赠了一册。

 

金格里奇是哈佛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和科学史教授，曾担任该校科学史系的主任，还担任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美国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研究欧洲16世纪天文学史的权威，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他还有一个奇特的癖好：30多年间行程数十万英里，在世界各地查阅了近600册第一、第二版的《天体运行论》。

 

欧洲自从1453年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起，有约200年流行一种比较接近古代手抄本风格的传统——印刷厂只提供作为书籍内芯的书页，每一个购买了此书的人，都要另外找人去做书籍装帧或装订，这种装帧可以完全根据买主的个人好恶来进行。所以，那时同一版印刷的书，每一册都可以各具特色，每一册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还喜欢将不止一种的书装订在同一册中）。我们现在习惯的同一版印刷的每一册都统一装订的做法，要到17世纪才流行起来。所以《天体运行论》的第一版（纽伦堡，1543）和第二版（巴塞尔，1566）才值得金格里奇满世界搜寻和查阅。

 

金格里奇在此基础上汇编了一本《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一第二版评注普查》（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 Nurumberg, 1543 and Basel,1566）。这本历史资料的汇编却给出版商带来了新的灵感，他们鼓励金格里奇教授将他30多年来追寻《天体运行论》版本的故事写成一本更加好玩的书，正好金格里奇自己对于这些年的追寻也乐此不疲，于是这本《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Copernicus）遂在2004年问世。

 

这本书中当然充满了学术八卦，甚至还有非学术的八卦，比如第一章就是金格里奇被邀请到法庭上就古籍盗窃案作证的故事——因为这30多年来对《天体运行论》版本的追寻，已经使金格里奇成了古籍鉴赏家和收藏家，更是世界上关于《天体运行论》版本之学的头号权威。但是这本好玩的书中，仍然有许多颇具天文学史价值的内容。这本书可以视为关于哥白尼的一部天学外史。下面且略谈书中两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关于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烧死一事，有一个长期在国内流行的陈旧说法：他因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被烧死，所以他是近代科学的殉道者。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至今仍然经常可以在中国学者的一些著述中看到。然而西方学者多年前的研究早有结论：布鲁诺实际上是因为他在宗教上的异端思想而获罪的，他的死与哥白尼日心学说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布鲁诺是知道哥白尼学说的。金格里奇居然在罗马的卡萨纳泰图书馆找到了当年布鲁诺所拥有的那一册《天体运行论》。那是因为这个图书馆据以命名的卡萨纳泰红衣主教，就是下令烧死了布鲁诺的宗教裁判所负责人的继任者，这册布鲁诺的藏书，或许也就作为“抄家物资”归于红衣主教大人了。在这一册《天体运行论》上，虽然有布鲁诺“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但是据金格里奇判断，“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布鲁诺）就真正读过这本书。无论如何，他的哥白尼思想并不是他获罪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也可以算金格里奇对上述关于布鲁诺获罪原因研究结论添加的一个旁证吧。

 

还有一个也是长期在国内流行的说法：认为到了哥白尼时代，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已经被后人发展得极为繁琐，让人难以忍受了，而哥白尼体系则简洁明了，所以哥白尼学说的胜利是必然的。这个说法得到了1969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条目的支持。那条目中说，到了中世纪晚期的《阿尔方索星表》时代，用托勒密体系处理任何一个行星的运动都需要40～60个本轮。金格里奇曾就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们提出质疑，但那些编辑“闪烁其辞”，他们推说这一条目的撰写者已经去世，而关于条目中上述说法的证据，他们也无法提供任何线索。

 

金格里奇用电脑重新计算了在哥白尼之前曾长期流行的《阿尔方索星表》，发现它完全是依据托勒密原初方案的，它的“纯粹而简单的计算”数据竟然与16世纪上半叶记录下来的实际观测极为吻合。而在1531年问世的施特夫勒（J. Stoeffler）的《星历表》——金格里奇认为它是当时最优秀的——中，也“绝对没有任何关于本轮相叠加的证据”。所以金格里奇认为，“一个重复了多次并且似乎已经确定无疑的传说，大概就这样破灭了”。

 

虽然在《天体运行论》完成之前，哥白尼本人确实曾经在他的小册子《纲要》中欢呼过：“看哪！只需要34个圆就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结构和行星们的舞蹈了！”但是金格里奇指出，由于哥白尼添加了许多小本轮，“他实际上得（用）到了与《阿尔方索星表》或施特夫勒《星历表》所用的托勒密的计算方案相比而言更多的圆”。

 

上面这个关于托勒密体系复杂哥白尼体系简洁的错误传说，至今仍在流传，金格里奇对此有些愤愤不平，他在这一章的结尾说：“显然，我并没有扑灭这个谬种。”

 

对于一个看过近600册《天体运行论》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一定会知道许多与哥白尼有关的遗闻轶事，事实正是如此。

 

我们知道，十六七世纪仍然是一个星占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在哥白尼之后，第谷（Tycho）和开普勒（Kepler）都是那个时代非常著名的星占学家。第谷受丹麦王室供奉在汶岛从事天文观测，固然是天文学史上的著名佳话，但与此同时他的义务之一就是担任王室的星占学顾问——哥本哈根王室图书馆保存着他为王子们提供的星占报告，其中有两份甚至长达300余页。开普勒在贫困时要靠为出版商编撰星占历书来谋生，以至于留下了“星占学女儿不挣钱来，天文学母亲就要饿死”的名言。他的星占学名声是如此之大，当16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和反叛的匈牙利国王之间爆发内战时，竟出现了交战双方都要求开普勒为他们占卜的场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哥白尼和星占学有没有关系呢？他是不是像我们习惯于想象的那样“冰清玉洁”呢？

 

金格里奇说，当代有两个与研究哥白尼有关的著名学者，一个是“哥白尼专家”爱德华·罗森（Edward Rosen），一个是“欧洲的头号精密科学史学家”威利·哈特纳（Wily Hartner）。哈特纳曾提出，哥白尼和他的唯一门徒雷蒂库斯（G. J. Rheticus）曾就星占学问题交换过意见。但对于罗森来说，“有这样一个交谈的想法就应该受诅咒。对他而言，哥白尼就是现代科学家的典范，绝不会被‘行星运势’这样的观念所玷污。”

 

金格里奇认为，“罗森的观点绝对犯了时代上的错误”。他指出，哥白尼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时，就和一个出版过星占学年鉴的天文学家过从甚密，而当他在帕多瓦学医学时，肯定会受到星占学思想的影响——那时医生都要学会“如何用天上群星作医学上的预测”。

 

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保存着一份哥白尼本人的算命天宫图，上面标注着哥白尼的出生年月日时：1473年2月19日16点48分。这可以算一件哥白尼与星占学关系的物证——尽管说服力不是很强，因为这份算命天宫图多半是哥白尼出生时别人为他准备的。金格里奇相信，哥白尼和他的唯一门徒雷蒂库斯肯定讨论过星占学，因为所有关于雷蒂库斯的传记材料都表明，雷蒂库斯热衷于星占学；而且“哥白尼当然并不幼稚，他一定会意识到，占星家将会在他论文的读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金格里奇既然以如此的热情追寻《天体运行论》的版本，读者一定会想到，当年哥白尼有没有留下此书的手稿呢？这个手稿他有没有追寻到呢？

 

他还真追寻到了。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手稿最初在他唯一门徒雷蒂库斯手里，1574年雷蒂库斯去世，手稿到了他的一个学生手里。一个世纪之后，这份手稿出现在一个天文学史上的名人、著名的天文观测者约翰内斯·赫维留斯（Johannes Hevelius）手中，此后它就下落不明了。直到1840年，研究哥白尼的专家们才在布拉格的一家私人图书馆中发现了它。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将这份手稿“借给”了波兰，但是波兰人却不肯归还了，于是这份手稿被存放在哥白尼的母校雅盖隆大学图书馆中。

 

按照今天的观念来说，捷克和波兰都有拥有这份手稿的理由。而金格里奇的解释却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太过强烈地抗议其兄弟邻国就显得非常不体面，因此这件珍贵的文献就留在了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