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11月21日，他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一个帖子，标题为《有同学告我“反革命”》，这篇700字不到的博文，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教授处于一场风波中心。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篇发而复删的博客
半个月前的一篇博客文章，彻底打破了杨师群的平静生活。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他开设在某门户网站上的博客，有个颇具学术意味的冗长名字，叫《还原历史，正视当前，探索未来》。
这篇后来引发极大轰动的博文，就发在这里，标题叫《有同学告我“反革命”》。
在这篇博客文章里，杨如是描述他的一次遭遇：“……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
杨在这则博文里承认自己在上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他回忆某天下课时有两位女生前来找他，“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在博客里，杨估计可能就是这两位女生去举报的，他表示钦佩两个女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勇气，但无法理解她们的这种做法。
在这篇不到700字的博文最后，杨感叹“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篇博文于2008年11月21日下午4点19分上传，11月25日晚7点多被隐藏。在上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点击率和跟帖量迅速上升，在杨的博文后面，数以百计的跟帖展开火药味极浓的争论。
杨回忆，一些媒体人士也在博客上给他悄悄留言，希望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的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他对一位记者说，他判断学校的态度还是在试图保护他，他的动机也只是为了在私人博客上一舒胸臆，并不想扩大事态。11月25日晚，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提醒后，他甚至主动隐藏了这篇博客。
他同样没想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会让一篇博客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公众热议的话题。会在短短几天内让他的同行，王晓渔、张鸣等同样栖身高校的学者先后参与进来，撰文抨击这种告密现象。
事实上，这篇现在只有通过搜索引擎快照才能找到的博文，缘起于当天的一次谈话。
两次接踵而来的谈话
那天是11月21日，恰好是周五，杨师群没课。他接到电话，叫他去人文学院办公楼，一进门，学院几位院领导都在等着他。
一位院领导开门见山，说有学生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举报你在课堂上的言论，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就这个事情立案。我们现在主要跟你核实两个事情，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讲了有关某非法组织的事情，二是你是否提到了某海外网站的事情。
杨回忆，他当即回答说不可能，关于前者他既不相信也不了解，根本不会去涉及，后者他也知道分寸所在，更不可能去碰。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但这次和院领导十几分钟的接触，让杨师群心里很不平静，教了近20年书，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当天下午回到办公室，他便发表了这篇博文，回过头来看这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杨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语句带有情绪也在所难免。
第二天是周六，但杨师群的这个周末过得并不平静。
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地点换到了华政长宁校区4号楼的校长室，分管教学的一位副校长在那里等他。和这位校领导一起在等他的，还有前一天跟他谈话的人文学院领导、校教务处、保卫处等四五位领导。
这次谈话由这位副校长主导，内容还是集中在对前一天那两个问题的核实上，问是否在课堂上谈过某非法组织的问题，杨再次否认。
这次谈话不到半个小时，让杨觉得不安的是，他发现一位领导手里似乎拿着一份笔录材料，他估计是举报他的学生写的。
杨心里觉得难过极了，他反复对这位校领导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一种悲哀啊。”
这位校领导也是他在法制史研究中心的同事，最后也安慰他，说我们也只是核实一下相关问题，没其他意思，以后上课应该多讲主流的东西，更要尽量少讲和课本无关的内容，对大一的新生们尤其要注意，千万要记住：“学术有自由，课堂也有纪律。”
三个月的松江课堂
杨师群以前过的是很有规律的平静生活，周一、三、四去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在办公室看书搞科研，很少跟人往来，他自称是与世无争的人，但这两次谈话，让他心里再也难以平静。
这位老教授陷入了从没有过的迷惘之中，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仔细回忆自己上过的每一堂课，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
除了带研究生，58岁的法制史教授杨师群每周还有多达17节的本科生授课任务。本科生们在几十公里外的松江校区，而他家在苏州河畔的华政长宁校区。杨的身体其实并不强健，头发也早已花白，每周有三天，这个做事认真勤勉的上海人，清早六点半就得起来赶来往两地校区的班车。
在他的学生眼里，这也是个不太好糊弄的老师。在华政校园网的BBS“韬奋钟声”上，有人文学院的学生发帖打听杨的世界通史课给分情况，有学生跟帖说他的课“给分一般”，而且“每学期必然会有几次点名”，建议“想混时间的就不要选了。”
杨师群曾经开设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世界通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十几门。
但这次出事概率最大的，居然是看似和当下距离最远的古代汉语课，这让他有点始料未及。
杨师群自己分析，事情很明显是从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给本科生们上的课堂教学引发的。
这门课，是给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们开设的。在杨师群精心制作的PPT课件里，第一堂课名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他总要在这堂课里强调大学和中学的区别、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强调这门看似和现实遥远的课程意义重大，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会看懂中国的今天”，而“中国现代化道路之艰难，可从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得到解释，也必须从中得到一定的突破”。
在第一堂课的课件最后，杨师群的习惯做法向学生公布自己的电子邮箱和博客地址，欢迎学生随时和他讨论任何问题。在他的博客链接里，除了身边的好友外，基本都是刘军宁、贺卫方、秦晖等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课之后，第一篇课文是节选自《左传》里的《郑伯克段于鄢》，他会给学生讲述这种骨肉残杀的残酷政治斗争泯灭了人性，对后来的政治传统有重大影响。
在随后的课文《勾践灭吴》、《苏秦始将连横》里，他会引导学生思考战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破坏力，思考知识分子总是喜欢依附权贵的劣根性。
他沮丧的是，这几年来学生的质量明显一届不如一届，他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讲这些时，相当多数学生是“呆若木鸡”。
他更沮丧的是，回忆这近三个月的课程，很难确认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堂课促成了学生的举报。“我自信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任何举报所指控的话，但似乎每一堂课都可能引发事端，特别是第一堂课。”
对博客里引述的那两个课后来找他争辩的女生，他摇头苦笑，表示也已经完全无法记起具体是哪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
四方袭来的风雨
很少见的是，杨师群不用手机，他说做学问时“很烦那种随时被人打扰”的感觉。但这个古典意味甚浓的习惯，现在被他华政人文学院办公室的同事抱怨不已。
事情传开后，办公室里每天都接到无数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密集的电话都在寻找杨师群的联系方法，到后来，学院官网主页中包含机构设置电话名录的网页目录甚至也被删去。
无法联系到他本人的媒体记者最后只好一个个上门来打探寻访。12月2日上午，在终于成功地把杨堵在办公室门口后，一位上海本地媒体的女记者甚至表示准备第二天去松江校区亲自听听杨师群的课，看看到底讲得怎么样。
与此同时，在华政BBS“韬奋钟声”人气最旺的时事论坛里，一篇名为“告密，也是公民的基本言论权”的主帖正在受到不少人追捧。
一个叫“许四多”的ID表示，“有些问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讨论；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糊涂；最后的裁决还是应该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另一个学生则对此事可能对学校本科教学评估的结果构成不良影响而忧心忡忡。
在另一篇名为《杨师群老师：自由与启蒙》的主帖里，几个学生借此对华政的人文教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ID名为“往事并不如烟”的发帖人自称大一时也曾上过杨的古代汉语课，很尊敬他，但由于杨老师的受众是一群大一新生，社会知识是一张白纸，一旦新生接受了老师们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后，很自然就会用这套理论来思考社会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的结论是“杨师群的一些言论，包括对政府的评论，学术上讨论是另一个概念，但是在新生面前讲，那是错误的。”
另一位ID名为“bat_vampire”的学生则认为，“在那两个女生身上，有无数种比告发更合理更有效更有逻辑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法学院，如何能够既传授这些通识，又不造成强加于学生观点的影响呢？”
他的同事赵庆寺在他的博客链接里，把杨师群称为“孤独的思想者”。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则在电话里责怪他完全没必要在课堂上跟学生去讲真话，“应付一下不就得了？现在搞得人人自危。”
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劝说，如果是这样，“连师生之间都不能讲真话，大家都互相提防，这个社会还成什么社会，大学还叫什么大学？”
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
他还是希望看到真相，他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告诉他，到底学生举报了他什么，到底他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如果有可能，他表示愿意好好和这两个举报的学生“坐下来谈谈。” 他甚至能理解孩子们做这个举动的幼稚，“他们也许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让他稍显宽慰的是，也有他教过的学生在悄悄支持他。一个松江校区的学生专门给他发来邮件，也表示自己曾经和这些去举报的同学一样，“单纯到近乎傻，很少听到异样的声音，很少会去思考似乎确定但充满谎言的事。”
“当她们突然听到您异样的声音时，她们会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先前20年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充满谎言，她们会难以接受自己生活在谎言里，她们无法接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政治成绩，历史成绩是她们愚昧的见证，她们难以接受曾经自己敬爱的老师告诉她们的会有谎言。”
“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所以我深深的理解她们。但是她们不知道，人的成长就是不断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
还讳莫如深的细节
这个事件里面，杨师群到底被举报了什么，有关部门到底是否立案了，这些细节至今讳莫如深。在杨师群的记忆里，学院领导第一次约谈时曾明确指出此事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但12月2日，上海警方接受新民网采访时，表示并未发现类似报案，而华政校方则表示事情真相正在调查中。
人文学院一位院领导参与了前述两次和杨的谈话，但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因为学校规定“这个问题由校宣传部统一回答”。12月3日上午，记者致电华政党委宣传部，电话无人接听，校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
校保卫处一位吴姓女士则首先表示保卫处没有介入此事，接下来说领导指示一律不接待电话采访。
唯一对记者明确回应了此事的，是主持上述第二次和杨师群谈话的华政副校长。12月3日，这位校领导致电记者，一方面没有否认曾找杨师群谈话，另一方面他认为杨的博客对此事的记载显然有出入。
“你这个事情，先去问杨师群，问他三件事，你拿笔记下来，第一件事情，哪个学生说过他是‘反革命’？第二件，哪个公安机关立案了？第三件事情，是不是那两个女同学讲了？叫杨师群把证据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你们报纸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我给你指一条路，先去问他，不要问我，问清楚了，新闻的真实性就有了。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杨师群这篇博客，是记录在这位校领导和他约谈之前，院领导约谈之后。
杨的太太忧心忡忡，她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
杨师群并不太愿意去过多考虑将来的事情，他现在发愁的则是，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以后不能再这么对大一学生讲课，那他还要想办法重新备课，修改课件。
法制史研究中心是华政在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在中心所在地的40号楼，学校给中心每位正高职称的老师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个绿树丛中的静谧之地，拥有古色古香的木质构造，离他家只有区区5分钟，是他最喜欢呆着静静看书的地方。
能在红尘闹市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书桌，自觉与世无争的杨师群很感激学校，又忍不住有点黯然神伤，他希望这个意外袭来的事情早点平息。
现在的华政40号楼礼堂，是原圣约翰大学的大会堂。每次从这里走出来，杨师群总是忍不住要回头看看这栋楼，正门的墙上左边挂着他安身立命的法制史研究中心的铭牌，右边则是一块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上署：
“1913年2月1日，刚刚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发表演讲，师生历久欢呼，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青年：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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