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峰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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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

 

■刘海峰

今年9月10日,在我国第34个教师节,全国教育大会胜利召开。1949年以来,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曾召开过几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但这次与以往不同,是第一次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史无前例。

自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来,中国进入了最重视教育的时期。这次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更表明国家对教育的空前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过去国家一些标志性的教育文件,对教育的重要性也有不少论述,如说要“切实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等。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教育对国家和民族“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是国之大计,而且是党之大计,可以说将教育的重要性提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秦典籍《荀子·大略》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一个国家要兴盛,必定要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说,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提高教师的地位是尊师重教的关键。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了,在社会上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如果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低,就会被人们看不起。“文革”中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公社书记曾对一个教师说:“你好好干,如果干得好,我就提拔你当售货员。”在当时,当售货员的收入和好处确实比教师多,所以才会出现如今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

中国古代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将教师与苍天、大地、君主、双亲这些至高无上的事物和人物相比,将教师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代许多人也十分赞赏并一再重复这类的古语。

汉代以后,对孔子十分尊崇,后来更是将孔子称为“万世师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确实是对教师尊敬有加。然而,中国古代有些教育理论、主张往往与制度、实际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尊师重教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者只是部分学者在某些著作中提出的理想而已。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皇帝的老师以外,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学官多被视为“冷官”,品级向来较低,若有其他更好的职位的话,人们往往是不愿做学官的。

举一个例子。在唐代,师道中落,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在当国子博士时勤于传道、授业、解惑,但也对久未被升调其他官职,致“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而怨声载道,所以在《进学解》一文中,假托向学生训话来抒发牢骚,将他的不满公开发表出来。身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中的教授,韩愈的经济收入也不太高,才会写出这么一篇奇文。韩愈“三年博士,冗不见治”,也就是当了三年国子监中最重要的国子学的博士(即教授),因为当时教师地位不高,他很希望能够调动工作。在官本位体制下,学官的权利和地位一般都不如其他部门的官员。

中央国立大学的教授是这样,至于地方上普通的教书先生,更是属于清寒一族,因而明清时教馆的秀才有“酸子”之讥,社会上长期流传“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民谣。虽然历代教育思想家都很希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但“贵师而重傅”这一理论在大部分时候是与制度和实际相脱节的。

从民国时期到“文革”前,大学教师经济收入比较高。但“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经济地位低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教师的工资收入都不高,所以为提高教师待遇,不少文件都说要使教师的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水平”。为了避免师范生生源质量不够高,在招生中将师范院校纳入提前批录取。

新世纪以来,中国教师的经济收入日益提高,地位迅速上升,如今教师已经逐渐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过去相当长时期,厦门大学教师的收入不如厦门市的公务员,现在厦门大学教师的收入已经比厦门市同级公务员高不少,东部地区的许多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都是如此。与上世纪90年代以前相比,真是恍若隔世。

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良有以也。

《中国科学报》 (2018-09-25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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