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勇

最近网上很多人在诟病大学里的博士、教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一到现场遇到实际问题，往往是眼高手低，不能服众。从而引发人们对高校科研“实用性”质疑，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的科研经费，除了发表的SCI论文越来越多，到底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到底能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系列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而且也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从某一个角度，以切身体会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方面，高校以搞基础研究为主的、善于发表高水平SCI的教授学者，通常瞧不起那些搞应用研究、不太容易发高影响因子的学者，当然也包括工业界很多搞应用的科技人员，理由是他们搞的那些太没科学含量，水平太低。另一方面，搞应用研究为主的学者则认为，发再多SCI有什么用？

这些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关系问题的争论。到底哪个更重要？如果单纯把这个关系拿出来，稍微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理解起来都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不妨换一个角度想想，将双方对调一下，让那些擅长发高影响因子的教授学者去做应用研究，让那些擅长搞应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工程师类型的科技人员去搞基础研究，去发SCI，会怎么样？

结果很可能这两拨人马都会不适应，都会抓瞎，甚至出洋相。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并不是要强制执行。

再进一步设想，一旦这个假设强制执行，也就是双方必须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出来从事自己不熟悉的研究，否则就没饭吃，目的是让大家发挥最大的潜能。

我猜想的结果是，无论是搞基础研究的，还是搞应用研究的，只要是本身素质足够好，是搞科研的那块料，同样会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得出色。相反，在一个领域做得平平淡淡，换个领域就立刻做到最顶级，这样的概率应该很低。因为任何领域，入门可能会相对容易，但要想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和科研素养。

那么，这个科研素养从何而来？我想，最基本、最重要的科研训练一定是在大学里完成的。也就是说，通常大学教授科研平均水准决定了他们培养的将来走进工业界的学生的水平。

我在中国香港、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接触过不少来自工业界的工程师朋友。和他们交流的感觉是，这些拿到博士学位的工程师搞科研的水平，确切地讲他们做实验、写论文、搞专利的功底与在高校的那些博士相比没有根本的分别。唯一不同的是，很多公司保密起见，并不鼓励这些工程师发论文、发SCI。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们想发，根本不是难事。

另外，我认识的很多欧美包括澳大利亚在大学工作的教授，不少都有多年在公司做工程师的经历。很多大学教授在咨询公司兼职，甚至自己开公司。像这样的教授根本就不存在去工业界解决现场问题而水土不服的现象。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高校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水平从来都是一致的。基本不会出现两者水平相差很大的状况。澳大利亚的ARC有一个很重的基金项目，叫ARC Linkage grant。这个基金的特点就是国家鼓励高校的科研人员与工业界合作开展科研，解决工业界的实际问题。假设这个基金你申请20万澳元，通常会被要求一半的资助必须来自企业，另外一半基金委出。这样的好处就是充分调动高校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积极性，让科研更有的放矢。

这个基金另外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它定义的工业界可以是来自全世界的公司，足见其国际视野和战略性眼光。我在国内工业界也有不少朋友，跟他们提起这个合作的时候，开始大家都很兴奋，毕竟这是国际合作啊，一旦申请成功必将是多赢的结果。然而，事情一旦操作起来，即使这些朋友已经是中高层领导，即使所花费的钱不多，仍然是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竟然是公司对与学术界合作的研发信心不足，担心钱打了水漂。看来，在国内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术界啥水平，工业界就啥水平。这不是一个悲观的说法，也可以向积极的方向努力，只是换个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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