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

研究生导师，在我们国家是一种资格、一种身份、一种水平的标志，尤其博导更是被很多人看重。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出现了“研究生第二导师”这种过渡性的准导师资格。对于第二导师的资格，有的单位要求是已经得到正式资格认定的导师，这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然而，有些培养单位对第二导师的认定不需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只需要大导师指定、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即可。而恰恰第二导师的尴尬就来自于这种人事安排。

尴尬之一，第二导师极有可能成为大导师学术盘剥的对象。个别大导师会利用年轻人急于发展的心理，将带研究生的重任交与第二导师，而把学术成果独占。如果大导师是学术大牛或单位领导，第二导师则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期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这些人可能会继续复制大导师的作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一轮盘剥。当然也有人转正之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动把学术成果让给有实质贡献的第二导师。

尴尬之二，第二导师的指导思路与大导师有分歧。当两者都个性十足时，学生则不知所措，这个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时则会直接导致两位导师分道扬镳。固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当发生分歧时，应该好好商量，尤其是急躁的年轻人应该听听大导师的意见。如果实在不能和谐，理应第二导师退出，因为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总要有主有次，第二导师喧宾夺主肯定会造成矛盾。年轻导师容易对既有认知过分执着，同时也很容易出现遇到责任就回避的现象，这样的做法，对第二导师而言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尴尬之三，大导师和第二导师争夺学生感情。在实际工作中，第二导师和大导师都有付出的情况下，应该各自坦率承认对方，无论哪一方抹煞另一方的贡献，争夺学生感情就可能会把学生带坏。每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有差别，很难做到师生同心。在笔者看来，除了学术任务，两个人志同道合则私下里多来往，当然如果毕业后老死不相往来也无可厚非。

尴尬之四，本土培养的第二导师是导师制度中的绝对弱势群体。只有戴帽子的“海归”才可以直接获得职称和导师资格，而本土培养的年轻科学家要快速成为正式的导师，除了依附于牛人团队，别无他法，这让“土博士们”倍感憋屈，似乎他们生来低人一等，只能在给学术权贵的付出中获得一点补偿，即便如此，学术权贵却不一定能靠得上，因为现实中想靠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想想每年毕业的数万名博士生，他们的学术未来在哪里？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归根究底，第二导师的产生直接缘于职称制度，是学术资本主义通过职称制度表现出来的。学术资本主义就是科研项目、学术权力的两极分化，这使得大多数年轻人长时间内分不到任何科研项目，因此无法通过科研项目直接获得导师资格。即使年轻人幸运地获得部分科研经费，在实际操作中也让他们举步维艰。

与国外的合作导师不同，我国的第二导师是从属于大导师的人身依附，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威权。而国外的第二导师是合作导师，是学术上的合作关系，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利益。但相比利益，威权更难维护，因为利益是相对的，可以谈判，可以妥协，而威权是绝对的，即使是纸老虎，也不可以冒犯。特别在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威权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

不可否认，第二导师这个身份的确为年轻人的发展助力前行，但在笔者看来，更多则是对他们的羁绊。既然第二导师身份如此尴尬，还不如不设置为妙。就让谁的学生谁负责，让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相称，岂不清爽？那年轻人如何成为导师呢？只要有项目就可以，当然，费用要由导师承担。这样既不耽误年轻人发展，又不出现学术上的人身依附，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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