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耀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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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中国式第二导师”

 

■徐耀

研究生导师,在我们国家是一种资格、一种身份、一种水平的标志,尤其博导更是被很多人看重。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出现了“研究生第二导师”这种过渡性的准导师资格。对于第二导师的资格,有的单位要求是已经得到正式资格认定的导师,这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然而,有些培养单位对第二导师的认定不需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只需要大导师指定、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即可。而恰恰第二导师的尴尬就来自于这种人事安排。

尴尬之一,第二导师极有可能成为大导师学术盘剥的对象。个别大导师会利用年轻人急于发展的心理,将带研究生的重任交与第二导师,而把学术成果独占。如果大导师是学术大牛或单位领导,第二导师则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期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这些人可能会继续复制大导师的作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一轮盘剥。当然也有人转正之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动把学术成果让给有实质贡献的第二导师。

尴尬之二,第二导师的指导思路与大导师有分歧。当两者都个性十足时,学生则不知所措,这个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时则会直接导致两位导师分道扬镳。固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当发生分歧时,应该好好商量,尤其是急躁的年轻人应该听听大导师的意见。如果实在不能和谐,理应第二导师退出,因为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总要有主有次,第二导师喧宾夺主肯定会造成矛盾。年轻导师容易对既有认知过分执着,同时也很容易出现遇到责任就回避的现象,这样的做法,对第二导师而言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尴尬之三,大导师和第二导师争夺学生感情。在实际工作中,第二导师和大导师都有付出的情况下,应该各自坦率承认对方,无论哪一方抹煞另一方的贡献,争夺学生感情就可能会把学生带坏。每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有差别,很难做到师生同心。在笔者看来,除了学术任务,两个人志同道合则私下里多来往,当然如果毕业后老死不相往来也无可厚非。

尴尬之四,本土培养的第二导师是导师制度中的绝对弱势群体。只有戴帽子的“海归”才可以直接获得职称和导师资格,而本土培养的年轻科学家要快速成为正式的导师,除了依附于牛人团队,别无他法,这让“土博士们”倍感憋屈,似乎他们生来低人一等,只能在给学术权贵的付出中获得一点补偿,即便如此,学术权贵却不一定能靠得上,因为现实中想靠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想想每年毕业的数万名博士生,他们的学术未来在哪里?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归根究底,第二导师的产生直接缘于职称制度,是学术资本主义通过职称制度表现出来的。学术资本主义就是科研项目、学术权力的两极分化,这使得大多数年轻人长时间内分不到任何科研项目,因此无法通过科研项目直接获得导师资格。即使年轻人幸运地获得部分科研经费,在实际操作中也让他们举步维艰。

与国外的合作导师不同,我国的第二导师是从属于大导师的人身依附,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威权。而国外的第二导师是合作导师,是学术上的合作关系,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利益。但相比利益,威权更难维护,因为利益是相对的,可以谈判,可以妥协,而威权是绝对的,即使是纸老虎,也不可以冒犯。特别在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威权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

不可否认,第二导师这个身份的确为年轻人的发展助力前行,但在笔者看来,更多则是对他们的羁绊。既然第二导师身份如此尴尬,还不如不设置为妙。就让谁的学生谁负责,让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相称,岂不清爽?那年轻人如何成为导师呢?只要有项目就可以,当然,费用要由导师承担。这样既不耽误年轻人发展,又不出现学术上的人身依附,何乐而不为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ICF2009)

《中国科学报》 (2017-02-17 第2版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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