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定先生（中）和我们在孚王府合影

■史晓雷

从步入学堂到博士毕业，早已经忘记受到过多少位老师的指点与教诲，但每每回忆起来，都会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值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成立60周年，回忆在读博士期间的点滴故事，充盈着自己的过去，诉说着对恩师们的情怀。

2007年9月~2010年7月，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博士，师从张柏春、万辅彬老师攻读技术史，主要做元代王祯《农书》的研究。读博期间，得到了自然史所诸多老师的帮助，特意撰写拙文，表达自己对曾经有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们的敬意。

许良英：心忧民主科学，力喊启蒙理性

认识许良英是缘于研究所组织的名家讲座，当时他已经88岁，但说起话来劲头十足，在讲座过程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大领导不干实事乱挂名的现象。讲座结束后，趁着许先生休息的时候，怀着景仰的心情，我迅速跑回宿舍，拿着《爱因斯坦全集》中的一本请他签名。

“这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翻译的，我不给签名。”许先生的回答让我颇有尴尬。但是我不想错过机会，想到之前曾经买过两本《科学世界》杂志出版的爱因斯坦专辑（2005年世界物理年专号），准备送他一本换一个签名，果然奏效了。

于是，我顺利得到了他的签名。讲座后，望着他的背影上车而去，心情莫名有些伤感。却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然成了诀别。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当时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并已经买好了春节回老家河北的火车票，但得知1月30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决定改签从北京中转再回老家，以满足自己对一位科学和民主斗士致敬和告别的心愿。

我还特意为许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悼念：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直在；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

许先生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少有的骨气、胆识和良知，这也是我最最钦佩他的地方。

潘吉星：笔耕不辍，育人铸魂

第一次见到潘吉星先生，也是在研究所组织的名家讲座上，那次他演讲的题目是《技术史的研究方法》。讲座后，我请同学胡孝忠给我和潘先生照一张合影，然后和他聊到门口，当时我正在研究王祯《农书》，也知道他过去为研究《天工开物》到江西奉新做过调查，就征求他相关意见。他鼓励我到王祯创作《农书》的地方看一看，会有所收获。我谨记在心，后来专门去了安徽旌德、绩溪一趟，特别是在绩溪看到了一座水力碓磨系统，对理解《农书》中的碓磨系统大有帮助。

可以说，潘先生的研究与我的攻读方向最接近，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天工开物》及作者宋应星做了扎实研究。这些工作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对《天工开物》的版本做了系统梳理，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潘先生笔耕不辍，2012年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之后又完成了煌煌巨著《中国火药史》。去年9月，在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火药史》出版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他，虽然他已经85岁高龄，但讲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

刘广定：谦谦君子，和蔼可亲

刘广定先生早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来才投身于科学史研究，2008年春季，刘先生担任竺可桢科学史讲席课程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他研究我国科技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也因为他的授课，我发表了在科技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

在刘先生的课程中，有两次专门谈到《考工记》，一次是谈《考工记》记载冶炼中“六剂”的问题，并延伸到对《考工记》成书年代的质疑；另一次是谈《考工记》的车轮，从出土的先秦、秦代车轮的车制，同样质疑了成书的相关年代。

这启发和引导了我对《考工记》的兴趣，于是集中精力钻研该书，撰写了一篇小论文《〈考工记〉中车制问题两点商榷》，发表在了当年第4期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之后，我还陪刘先生逛过后海，去长安大剧院听过京剧，还互相赠送过书籍。2010年毕业后，我和刘先生就没有联系过了。印象中，刘先生非常和蔼，是一位谦谦君子，讲课时非常注重和学生交流。

郭书春：勤勤恳恳，踏实务实

在研究所读书期间，“最熟悉”的老先生莫过于郭书春先生了。这种熟悉并不是专业程度方面的了解，因为他做数学史，与我的研究相距较远。但是由于他到研究所最“勤”，见得最多，所以就“最熟悉”。

在孚王府期间，我常到位于后大殿的期刊室去看些或借些科普杂志，时常遇到在内室查资料的郭先生。他总是挎一个大的电脑包，来去匆匆。

在研究态度上，我对郭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富矿”论。大致是说，过去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史已经被李俨、钱宝琮等前辈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成了“贫矿”。他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古代数学史仍是“富矿”，大有作为。我在学习古代技术史的时候，也有同感，受郭先生启发，我在2011年《科技导报》上发了一篇小文《科技史是常为新的》，谈了自己学习、研究的一点心得，也算是和郭先生共鸣。

2013年春天，承蒙关晓武老师向郭先生推荐，让我承担郭先生主编的“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中的机械技术史分册撰写工作。写作期间，经郭先生不断鼓励、催促，丛书终于在2015年12月给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其实，在读博士期间，有过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不止上述这四位，还有陈久金、戴念祖、华觉明、董光璧等先生。正是这些先生通过言传身教或者学术成果，鼓舞、激励着我们这些晚辈不忘初心、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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