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新宏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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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贵岂能怪罪科技
 
■林新宏
 
3月19日,《中国科学报·医学周刊》的一篇文章《看病贵不仅是政策问题》认为,“看病贵”很大程度上源于医药科技的发展,“看病难”则源于民众的择医观。这是作者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得出的结论,虽然比较独特,但却有些奇怪。
 
文章认为,30年前,晚期肾衰竭患者平均存活不足10天,临床没有治疗手段,患者很快死亡,几乎不花钱;如今同样的病人可以用血液透析等先进科学手段,存活期超过5年,一年各种治疗费用需要近10万元。由此可见,看病贵源于医药科技的发展。
 
换言之,如果一位晚期肾衰竭患者不接受现代医药科技手段的治疗,不去花那些钱,那么“看病贵”就与他无关,否则就得接受这种“看病贵”,也不能责怪这种“看病贵”。如果花不起这个钱,无法接受这种“看病贵”,那么就得回到30年前,接受“存活期不足10天”,很快走上死亡的残酷现实。
 
我们相信,任何人包括作者在内,都希望患者能够接受更好的治疗,享受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便利,也都不会希望医学科技倒退30年。这样,就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一个几乎无解的方程:看病贵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看一个事物的贵与贱,并不完全在于价格多少。花几百元买一辆自行车,你未必觉得便宜,花十几万元买一辆汽车,你却未必觉得贵。关键在于是否物有所值,也在于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一位肾衰竭的病人,如果不治疗,可能不用花钱,体会不到看病贵,但他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反之,如果接受治疗,可能要花较多的钱,但他保住了最大的财富。显然,前者是患者及其家属难以承受的,后者则是人们愿意接受的。人们不会吝惜那些价有所值的治病费用,而公众一再诟病的是本来可以花费较少就能够治好的病,却无端地花了更多的钱。一个感冒,有的医生开出十几元的处方,有的却动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像这样的贵才是真正的看病贵。
 
基于“看病贵源于科技,看病难源于择医”的看法,作者忽略了对改善“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解决看病贵“老生常谈”的政策措施。
 
然而,正是这些“老生常谈”,才是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矛盾的关键所在:政府加大投入,健全医疗补偿机制,医院不再为创收发愁,各种不合理的高收费得到有效抑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改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谁还会舍近求远非到大医院不可?将看病难归因于民众的择医观,显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病人一窝蜂似地涌向大医院,只是加剧了看病难的程度,但绝非根本原因所在,根本原因是国家医疗卫生资源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矛盾。解决的根本方法是增加卫生投入,优化卫生资源,而不是去抑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看病贵的原因很多,如扭曲的机制所造成的“创收医疗”、过度医疗、以药养医、药品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所造成的药价虚高等。所有这些乱象,有体制机制问题,有医德医风问题,有医疗管理问题,解决看病贵应从这些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治。
 
医药科技并无原罪,但是对于具有严重的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思想的人来说,却可能因医药科技的滥用而提高医疗成本,加重病人负担。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人,通过望闻问切,视触叩听等物理检查已能准确判断,最多做个胸透,已经足够,但有的医生为了“预防万一”,却给病人开出了CT检查单,医疗费用大大增加。
 
更有甚者,还利用高科技检查和治病之名,行过度医疗谋取私利之实。这些现象的发生责任不在医药科技,而是支配和使用医药科技的人。医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必须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控制。教育引导医务人员正确使用医药科技手段为患者服务,这就是医学人文。科学求真,人文求善。对医药科技的正确态度是让医学人文把关,引领医药科技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之更好地践行其求真的本质,而不是将看病贵的账强行算到它的头上。
 
《中国科学报》 (2014-04-16 第5版 医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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