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而他的《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则鲜为人知。这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5000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的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
■胡升华
李约瑟与钱钟书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事，是由于他们都拿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了事。钱钟书说的事经过多种媒体放大，弄得家喻户晓：一部《围城》把视角对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活生生地刻画了一个在精神上空虚颓废、在人性上丑恶龌龊的倒霉群体。
对于钱钟书画的这幅图像，他的无锡老乡钱临照先生看了很不爽。钱临照是物理学家，“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英国的留学，回国服务。抗战时期随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迁昆明，做了不少支持抗战的研究工作。
读《围城》，钱临照如鲠在喉。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围城》的群体画像颇不以为然，还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足够的历史证据，安排一位博士生以《李约瑟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透过李约瑟的两本书，讲述中国学者在战时的坚韧和追求。文章不点名地扫了扫《围城》。
《围城》于1947年出版，同一时期，李约瑟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另一本是《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同样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李约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李约瑟难题”也引得多方关注和讨论，而《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两本书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这两本书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5000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的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李约瑟留下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状况和学者精神面貌的唯一详细可靠的记录。这两本书的价值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科学界，都发掘得远远不够。李约瑟写道：“这本书如有任何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虽然不充分），显示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不必要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透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实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
李约瑟以宗教的热情和诗人的灵感，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大量耐人玩味的镜头：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简易作坊式的盐酸厂（令人想起波义耳的时代）、古墓旁的蒸馏实验、江边凉亭的核物理讨论、孔庙神龛下的计算机……这种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交织的画面，刻画了中国科学的一种特质，在这“魅力十足的反差”中，李约瑟看到了中国学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中国文化传统销魂夺魄的力量，并为之倾倒。这段经历也奠定了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皈依的基础。他满怀诗意地描写了中国人因陋就简用桐油做汽油的替代品、用旧汽油桶做成炼焦厂的管道和蒸馏塔、用废弃汽轮的引擎驱动轧钢机等等情况。
这两本书折射出李约瑟身上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人文精神”，李约瑟的人文高度恐怕是《围城》难以企及的。《围城》虽然是一部杜撰的小说，但是，像钱临照这样过来人，如果要指责它玷污了大后方千万学者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和坚韧不拔，恐怕也是正常的反应。
《科学前哨》在英国出版后，李约瑟曾寄一百册到中国，但很可惜，看到此书的人寥寥无几。1952年台湾出版了《科学前哨》的中译本，名为《战时中国的科学》，译者为张仪尊；1986年日本居然出版了该书的日文本，译者是著名的科学史家山田庆儿与牛山辉代；大陆直到1999年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两书合译，以《李约瑟游记》的书名出版，此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译者是余廷明等。中译本书名定为《李约瑟游记》颇让人费解，译后记对此释为借用《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力，否认是市场营销手段。但从图书分类和史学严肃性上论，“游记”并不妥贴。
无论是《科学前哨》、《中国科学》，还是《李约瑟游记》，学界都没有太多关注，社会公众更是少有耳闻，它们与《围城》的显赫声名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国学者自立自强的一页轻轻翻了过去，而《围城》里的龌龊丑剧还在一幕幕上演。
《李约瑟游记》，李约瑟著，李大斐、余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学报》 (2013-06-28 第15版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