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新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12/16 10: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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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大唠嗑》:从量子“唠”到世界

《量子大唠嗑:开启未来世界的思维方式》,马兆远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本报记者 温新红

马兆远物理科班出身,物理竞赛保送北京大学读核物理,在牛津读博士,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2009年,30岁的他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可这位“别人家的孩子”做了中国科学院的教授五年之后却从体制内走出来,选择自己创业。

从牛津开始,之后到伯克利,一路读书,文理兼修,马兆远做话剧、划赛艇,参加各种活动,跟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交流学习,“每次聊天的时候都说一些似乎与正事无关的内容,聊自己最近玩什么”。但就从这些闲谈中发现新想法、开拓新领域以及学习新知识。

一次参观犹太人画廊后,马兆远走在芝加哥的街头,旁边是19世纪末建的证交所大楼,“阳光很好。这时候我有了一次顿悟的感受”。马兆远的思维越走越远。

“科学这事情,一直就没有在中国发生。”所以,在《量子大唠嗑》里,马兆远首先要谈自己对科学的理解。补了这一课后,再看量子与经典世界的认识有什么不同。量子力学所展示的世界,是关联的、互动的,所以,“必须搁置已有的思维习惯而重新像婴儿一样认识世界,重新审视我们已有的观念”。

马兆远还提醒读者,这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科学书,相当烧脑。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非常与众不同,以“唠嗑”的方式解读科学,请问你怎么会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写?

马兆远:大唠嗑是quantum dialogue的音译,dialogue简单地翻译成“对话”的话,就不能准确表达出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人跟人沟通的手段和创新的渠道的概念。

量子物理学家波姆(David Bohm)说,人的所有创新活动都来自dialogue,这不仅仅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说话,而是指很多人在一起充分交流思想,迸发火花,产生创意。所以我干脆用了“大唠嗑”这个有点玩笑味道但确实“信达”的词汇。而从科学思想的传播上来说,简单地给出名词往往会被一知半解地解读成为“名教崇拜”,对科学传播不利。

另外,为了尽量保证科学严谨,我尽量少用类比和比喻,因为类比本身不是好的论证方式。所以我需要制造大量的冗余,来减少概念被误解的可能,看起来就絮絮叨叨了。所以也就成就了所谓的“唠嗑体”。

《中国科学报》:怎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写作的思路是什么?

马兆远:从这本书的创作来说,是个严肃的话题。我想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回国后觉得许多人的科学素养并没有被完整地建立起来,有必要让人们更深刻的认识到一些基本的方法。

另外一个原因,我感觉有必要让年轻人知道有些人是这样生活的,为了拓宽年轻人的视野,有必要告诉他们我的观点,让他们知道更多的看世界的角度。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很明显是由科学、量子、世界三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界限清晰,请分别作一个解读。

马兆远:第一部分在讲什么是“科学”,把一个本应该早就让大多数人了解的概念重新阐述一次。“科学本身是一个方法论”,它区别于“神秘论”,在这一章里,我其实也阐述了现代科学思想怎么看宗教和哲学。

第二部分可以看作是以量子力学为例展开的对现代科学方法的介绍,怎样通过实证来建立了量子力学。但量子力学不仅仅是被现代科学方法建立,它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也挑战了这些方法。而使得人们意识到,其实科学这件事情所追求的内容和意义,远不止我们今天了解的这么多。

第三部分讲的是在企业创新和知识型社会里对科学方法的应用。尤其体现在一些量子力学给我们的新启示。在行文时,我很明确地说,目前这些启示只能算作启示,不能算作论证,论证的事情可能要等我们对量子力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有实际的意义。但这并不妨碍对已经到来的“知识工作者的社会”的管理方法起到一些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科学报》:第二部分内容很专业,对普通的阅读有一些困难,但可以看出你在厘清量子的发生发展,这与量子史话有什么区别?

马兆远:从历史的角度谈会容易很多,因为人们喜欢“听段子”,而似乎,尤其是国内读者习惯于忽略逻辑而选择听故事。

从我学量子力学的亲身经历来说,听故事的方法不能够真正理解量子力学的逻辑内涵,反而会让人难以深入。

这本书尝试着挑战这个方法,希望普通读者对量子的核心内容有一个大概了解,又对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帮助。物理学毕竟是一个严谨的学科,不是段子编出来的,讲段子学物理学,会害人的。比如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万有引力是牛顿被苹果砸到而迸发出来的呢。

《中国科学报》:你提出“科学无界限”,怎么来理解这一观点?

马兆远:我们一直有一种设想,即“自然是简单而优美的”,但这个设想似乎没有十足的根据。也许自然本身就是复杂的呢?

中文里面“科学”这个名词的潜台词在说“分科治学”,这在历史上也许是正确而有意义的,但如果说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关联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也许不能够简单地把我们看到的自然界按照“学科”和“边界”来加以分割。把融合、融洽的自然分割开来的时候,会损失很多重要的内容,并给我们认识自然制造新的麻烦。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说直到投身产业后,你才发现自己可以坐下来思考一些感兴趣的物理学基本问题?

马兆远:我并没有脱离科学界,只是离开了体制内的科学界,研究兴趣转了而已。多年的严格训练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随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去做自己想做的内容,而体制内的学术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在自己兴趣上的追溯,所以就离开了。

我不是说离开了量子调控就对量子调控有了更深的认识。科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问题,而现在做人工智能,只是换了个角度。研究方法和做物理所给我的科学素养是一致的。

《中国科学报》: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你阅读广泛,谁对你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能否谈谈你思想观念的形成的过程?

马兆远:谁知刘项不读书呢?我们做物理的人读书很少的。我的博士导师Keith Burnett爵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塑造了我今天的思维架构。

Keith是冷原子理论之父,曾是牛津物理学院院长,现在是谢菲尔德大学校长。他自己就是一个学识和兴趣极其广泛的人。在他身边和在牛津,我学的一个重要技能就是,从不同专家身上通过大唠嗑来吸收不同行业最深入的观点和见识,从不同人的眼睛里来看世界。

所以能够在一个做学问的人所在的地方生活,跟聪明的学者交流,从而学习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比穷经白首自己孜孜不倦地读书要有效得多,闭门造车在如今的社会里很容易走火入魔成了神秘论。人类如今的科学是千万人无数努力堆积出来的,不是洞中放七日的九阴真经。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唠嗑”让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文理等各科人之间交流和学习?

马兆远:分科可能本来就不那么合理,文理分界本来都意义不大。人一辈子要活很长,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圈里,少了很多乐趣。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能做多少事情,试试吧。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名学霸,你怎么看待国内的教育?

马兆远:我不算是太好的学霸,我们总拿邻家小孩来比较,以至于让自家孩子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可以伴随人一辈子,因为第一永远就是那么一个。比如你物理做得还不错,就会有人说你不要骄傲,你要跟拿诺奖的比一比。这种比较和单纯评判人的标准,让做科学少了很多应有的乐趣。

我们应该关注更多人的幸福,关注不是那顶尖的邻家小孩,而是那99%的人的开心和幸福。一个民族的振兴,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靠那顶上的几个人,而是很多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获得他们应该有的幸福和快乐,才是教育的目的。

《中国科学报》 (2016-12-16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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