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千里 刘丹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5-26 9: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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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青年人才成长故事系列报道之三:李春阳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是靠自己努力去和命运抗争。”讲着诸暨口音的普通话和“更糟糕”的英语,他从芬兰回到中国西部,打开了中芬科研合作的一扇门户——
 
2009年2月11日,由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办公室组织专家组主持,在京召开了“森林与岷江上游:流域治理与生态系统重建”项目验收会。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春阳,是主持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专家组充分肯定:该项目通过中国与芬兰的合作与交流,有效引入了芬兰退化生态系统治理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加速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的研究进程,解决了特定环境下的生态恢复难题。
 
2010年1月,李春阳入选2009年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李春阳走出北欧芬兰的树林,一头“钻”到了华西、岷江上游流域的森林里,他打开了中芬科研合作的一扇门户。
 
“不能坐在那里等”
 
采访李春阳的确是个费劲的活儿。他那浓重的浙江诸暨口音,使得记者不得不常常打断对话,请他重复一遍。李春阳笑着说:“我对语言有种天生的恐惧感,普通话说不好,英语就更糟糕了。”1994年12月,李春阳从中国林业科学院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留学。第一次与导师Olavi Luukkanen见面,“我原本就很紧张,他听不懂我的英语,我心里更没底了。为了缓解我的情绪,导师特地给我冲了一杯咖啡。”李春阳说,“我永远都记得那杯咖啡的味道——那一杯咖啡让我学会了和学生的平等交流。”
 
“芬兰成了我的乐土,这里的森林占据国土面积的2/3,其林学和林业都十分先进。”李春阳天天钻进芬兰神秘的树林中,与麋鹿和桦树为伴。
 
在赫尔辛基大学的第一年,李春阳对桉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给自己选定的课题就是作桉树抗干旱能力的研究。这个很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却偏离了李春阳所在课题组的主攻方向。当时Luukkanen手中的研究经费并不足以支撑李春阳这个看起来有些“离奇”的想法。
 
从赫尔辛基求学的第二年开始,李春阳一边做实验,一边到中餐馆打临工。这期间,Luukkanen也给李春阳介绍了个很不错的工作:芬兰农林部与中国黑龙江的一个示范林场,建设合作项目需要翻译资料。为此,李春阳赚到了留学生涯中最大的一笔钱——3万芬兰马克,相当于5000欧元。他作桉树研究的经费和整整一年的生活费总算有了着落。
 
“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时不得不先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不能坐在那里等着;等,你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李春阳常常这样告诫他的学生。
 
“只能在中科院工作的科学家”
 
谈到回国的缘由,李春阳用他的诸暨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讲了这么句话:“我的性格已经注定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只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科学家。”
 
李春阳坦言,要回国,他有两项必须坚守的原则:第一,不能在大学里教书——由于他那难懂的诸暨普通话,学生说不定会把他从讲台上轰下来;第二,不能做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且经常口无遮拦”的科学家性格。
 
“因此,我只能做科学家,并且只能做中科院的科学家。这里有很好的科学与民主气氛,这里成为我回国的唯一落点。”李春阳说。
 
李春阳选择中科院是“命中注定”,而选择了成都生物所,则是中国西南优越的自然生境使然。
 
成都地处我国西南腹地,这里植物物种丰富,气候变化复杂,低海拔地区是干旱河谷,高海拔则呈现寒冷高峰,这和李春阳的专业相吻合。李春阳笑言:“此外,西部人才还是比较匮乏,在中国这样的藏龙卧虎之地,我岂不是更容易凸显出来嘛!”
 
在中科院的若干研究所中作选择时,李春阳考虑了3个地方:西安水保所、沈阳生态所和成都生物所。
 
2001年7月的一天,芬兰时间傍晚5点——李春阳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他给这3个研究所同时发去电子邮件,“没想到我6点就收到了回邮,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2点”。
 
这第一个给他回复邮件的人,是成都生物所人教处处长位东。回国七八年了,李春阳还常常感念中科院的两位至交,位东和时任中科院生物局局长的康乐,“正是他们的热情友好和周到服务,让我铁了心回国”。
 
“我在国内所获的成功,大半功劳要记在中科院头上!”李春阳说这话一点都不含糊:留学芬兰已近8年没有回国的他,开始并不容易适应国内的科研环境。从写申请项目报告,到实验室建设团队招募,再到住房装修等生活琐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几个职能处,几乎是事无巨细、事事关心。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科研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展开。”李春阳说。2005年,他不仅“百人计划”项目终期评估为优秀,还成为中科院在森林生态与树木生理领域的首位“杰青”。
 
逆境中的植物更坚强
 
回国后,李春阳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主持“百人计划”基金项目“高寒环境胁迫下典型植物群落建群种的功能与应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研究基金“干旱胁迫下杨树的用水效率、脱落酸积累及抗旱基因表达”项目,其间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逆境中的植物反而更坚强。
 
学术界过去就已认识到,就植物中的雄株和雌株而言,它们对逆境的抵抗力并不相同。但传统的观点认为,雌雄植株在苗期抵抗力是相同的,只是雌株长成之后,为了开花结果耗费了自身大量的营养物质,才出现了抵抗力下降的现象。李春阳通过研究已经得到验证,自然界中雌雄植株从幼苗时期就开始呈现出不同的抵抗力——不论小苗还是成株,都是雄株在逆境中的抵抗力较强。
 
这个发现源于偶然。李春阳无意间看到一组科研报道:男婴女婴在某种疾病中死亡率不同。科学家的敏感让他“灵机一动”:也许植物在幼苗期的抗逆境能力也存在差异?李春阳为此设计了一组实验,从最简单的环境差异开始到综合的环境差异,两年多的不间断实验,他们终于发现了规律:对于气候变化,雄株比雌株有更强的适应性。
 
据此,他们写成了《青杨对干旱与升温响应的性别差异》,发表在2008年的《植物细胞与环境》上,截至目前,李春阳课题组在逆境植物的雌雄比对研究领域发表了5篇重要文章,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回顾和逆境植物打交道这20年,李春阳颇有感触:植物如果生长在好的环境,在光、肥、水、气都满足的情况下,极容易养尊处优;一旦外部条件改变,转为逆境,植物将容易萎缩甚至死亡。同样的一棵植物,如果一直在逆境中长大,它将具有更顽强的抵抗力和更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是靠自己努力去和命运抗争,前半生都过得很辛苦。我虽然每次都有逆境,但每次都像跳高一样,勉勉强强跳过去了。”李春阳笑道,“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五年限令”和“三公原则”
 
尽管李春阳深谙逆境对于人才成长的意义,但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导师,他却不忍心让自己的学生走弯路。
 
李春阳对毕业留在自己实验室的学生有明确表态:“无论优秀与否,最多5年,你们必须从我这儿走人。”这条在外人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做法,在李春阳带领的团队里,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家规”。
 
李春阳的第一个学生尹春英,成为第一个独立出去的优秀学生。尹春英2005年博士毕业之后留在团队中,3年后,她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麻风树课题中的研究专题,尽管项目不大,150万元的经费也不多,但尹春英已经成长为独立的项目带头人。李春阳坚持让她离开,理由很简单:“在一棵大树的遮护之下,小树苗能成长得多高多壮呢?”
 
除了这条“五年限令”,李春阳还有一条“家规”——“公开、公正、公平”,这“三公”标语不仅被贴在实验室最醒目的位置,也在团队中每个成员的心中生了根。
 
这个团队实行的是中科院的“三元工资制”。所有团队成员的绩效不分级别,谁的贡献大,谁拿的绩效就多。“我的博士生中,最高的每年能拿到2万多元,是生物所一般工作人员绩效工资的3倍多”。他们讲公平,但并不搞平均主义,同样是学生,绩效中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能相差10倍。
 
李春阳在成都生物所干了8年,团队就已经连续8年拿到了全所绩效总分第一。李春阳把这些效益大手笔用于资助学生到芬兰进修和深造,“我的所有学生都经历过出国培训,没一个落下。这就是公平,我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必须公平”。
 
8年中,李春阳实验室共有25位博士生得到赫尔辛基大学的培训。至今有21位博士生毕业,其中有15位得到过中科院的各类奖学金。2010年又有4位博士生将于10月份派往芬兰培训。
 
2004年,李春阳领导的植物生态生理与分子遗传实验室,与Luukkanen领导的赫尔辛基大学热带资源研究所一起,合作组建了中芬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联合开放实验室。此举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芬兰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其中芬兰科学院提供30万欧元启动经费,科技部提供77万元人民币,中科院配套14万元人民币。2006年11月,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大使马克卿在赫尔辛基大学校长的陪同下,对这个中芬联合开放实验室进行了专访,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春阳,1999年获得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木本植物生态、生理以及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工作。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建校350周年青年研究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科学时报》 (2010-5-26 A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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