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的反哥白尼革命:拉图尔思想研究》,刘鹏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定价:128元
■刘永谋
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布鲁诺·拉图尔是世界公认的顶级思想家之一。其影响不止于学界,还包括媒体界、文化界和艺术圈,堪称“明星学者”。2022年他魂归道山,学界震动,我曾发文悼念并感慨国内对其思想的研究很不够。
应该说,国内对法国科技哲学家的研究普遍不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其中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尤为明显。就拉图尔而言,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著述浩繁,总结很费力;二是涉猎广泛,遍及哲学、社会学、生态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和艺术学等诸多领域,理解困难;三是思想另类,突破传统,中国读者不好理解。
近10年间,拉图尔才被中国学者认真对待,且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其跨学科重大影响极不相称。因此,作为全面论述拉图尔思想的著作,刘鹏的《哲学的反哥白尼革命:拉图尔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哲学的反哥白尼革命》)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有弥补空缺的意义。他长期翻译研究拉图尔思想,成果斐然,这本书是长年耕耘之后的集大成之作。
从新科技前沿出发的哲学审视
以《实验室生活》为界,刘鹏将拉图尔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拉图尔1.0版本与拉图尔2.0版本。前期拉图尔的主要工作是科学事实的微观社会建构研究,即通过对科学家实验室工作的人类学考察,说明在科学事实获取过程中社会因素如何渗透其中。显然,这与认为科学事实客观中立的传统观点背道而驰,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大战”中,科学支持者将拉图尔作为反科学的代表猛烈攻击。
拉图尔此后的主要工作围绕ANT的建构及其应用展开。按照拉图尔的说法,ANT是一种“平等对待人类与非人类”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论。在科学技术论领域,研究者要面对科学家、技术专家、利益相关者等“人类”,但也要面对实验室、自然物等“非人类”。
传统研究方法将之分别视为主体和客体,予以区别对待。拉图尔反对类似的主客二分法,赞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隆提出来的“同时追踪非人类与人类”的所谓广义对称性原则,并建构出一套以转译为核心的分析人类科技活动的新方法,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按照ANT,科学与社会被视为一种相互建构的东西。
《哲学的反哥白尼革命》很正确地指出,ANT不仅仅是一种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理论,更是包含着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论等更深的哲学基础之转变。这种转变促成了拉图尔“重置现代性”的著名观点。所谓重置现代性,与其著名的“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观点有关。
为什么我们从未现代过呢?拉图尔先对“现代”进行了全新理解,即所谓现代性或现代实践,核心是转译实践、纯化实践及其分裂。前者目标是混合自然与文化,后者模板是区分人类与非人类。但是,现代实践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相反不断导致杂合体的增殖,因而“我们从未现代过”。广义对称性原则就是要反对纯化,亲近杂合体,把转译与纯化融合起来。
拉图尔思想虽然庞杂,可都从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科技前沿的反思中生发出来。由此,他可以被称为科技哲学家,但其思考与传统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非常不同。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核心问题是对“科学是什么”的认识论思考,占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哲学的主流。而拉图尔从科学技术开始的反思,最终指向更为宏大的哲学基本问题,比如现代性。
刘鹏称之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philosophy based on science),我则称之为“从科学出发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science)。从scientific philosophy、philosophy of science向philosophy from science的转变,是当代科学哲学的重要趋势,即它越来越“穿过”科学本身,指向科学背后更一般的哲学问题。
现代科技无所不在,任何从科技出发的哲学审视最终必然触及最深刻、最根本的时代精神。反过来,研究当代的时代精神,绕不开现代科技,现代科技是哲学审视时代精神最佳的切入点。换言之,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向哲学回归,这是学科分化向学科融合的历史大趋势的体现。
是科学家的“对立面”,还是“忠诚的盟友”?
在《哲学的反哥白尼革命》的最后,刘鹏以对话录的形式,汇总对拉图尔的批判与辩护,提出进一步反思,可谓别开生面。尤其是“非科学家可否对科学进行评价”“拉图尔(建构主义)是不是科学的敌人”的争议,对理解当代科技活动极具启发性。
虽然在科学大战中,拉图尔被划归“科学反方”,可他自认为是“科学家们忠诚的盟友”。在《潘多拉的希望》中,他开篇就问:“我们怎么就被划分到科学家的对立面了呢?”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误解主要源于对科学理解的根本差异:两大阵营均坚持“科学1”,即“大写的科学”的立场,将科学视为作为主体的人类认识作为外在世界的客体的认识活动;而他坚持“科学2”的立场,反对主客二分,将科学视为研究活动,由此同时反对正反两大阵营。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活动面对的是杂合的世界,其中不仅是人类在行动,非人类同样在行动。但是,科学1否认非人类的主体性,将之视作纯粹的客体,科学2必须改变非人类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因此,科学2强调对物之行动的研究,拉图尔亦称之为科学论的“物的转向”,坚持它有利于科技活动。
当然,夫子自道不足为凭。可也有人认为,拉图尔攻击的不是科学,而是传统的“大写的科学观”。此种辩解不无道理。的确,他并没有说科学坏,而主要从认识论而非价值论上质疑科学。不过,他认定科学1路子错了,注定要失败,难掩对既有科学的否定。
拉图尔晚年日益关心生态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拉氏盖娅理论。刘鹏将之归入拉图尔2.0版本,而我觉得似乎可以作为拉图尔3.0版本单列出来详细讨论。
他的著作《面对盖娅》就是讨论生态问题的——盖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母亲,盖娅理论是一种生态主义主张,认为“地球是活的”。显然,保护生态的主张不能坐而论道,而应该起而行之。换言之,拉氏盖娅理论也是一种生态的政治学理论。
拉图尔本人亦走出书斋,积极参与相关的媒体和艺术活动。2020年台北双年展上,他策划了名为“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的艺术展,为环境保护鼓与呼。类似社会活动既让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也让他的主张多少落到实地。技术哲学领域近年来出现“走向行动”的趋势,拉图尔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这方面的问题也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26-08-28 第3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