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万平

学位论文致谢，长久以来被视为学术写作中最“不学术”的部分。正因如此，它反而成为判断大学办学水平的“一手资料”。在这里，学生可以暂时放下学术规范的种种约束，以第一人称，带着情感、不加掩饰的方式写下求学岁月中最真实的记忆。每一篇致谢，实际上都是一份办学理念的满意度评价报告，它记录了一所大学与其学生之间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关系。

先看出场者。翻开任何一篇真诚的学位论文致谢，最频繁出场的无疑是导师。一位好导师在学生致谢中的形象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有温度的。除了导师，同门师兄弟、姐妹也常常出场，他们构成了学生生活中最温暖的底色。另外，实验室的管理员、仪器设备的维护人员有时也会出现在致谢中，他们虽然不是教授，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学生的成长。甚至图书馆的管理员、食堂的阿姨、宿舍的楼管、校门口的保安等，都可能在致谢中获得出场机会。比如，最近兰州大学一学生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

这些出场者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以某种方式真正关心过学生、帮助过学生、温暖过学生。他们的出场折射出大学的育人氛围。因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影响。那些能够让学生多年后仍然感念的，往往是某个具体的单位或人在关键时刻带来的温暖。

从教育现象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具体的、有温度的“出场”，恰恰印证了教育作为一种“相遇”的本真状态。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学校在某个具体情境下“看见”学生，并以恰当方式“回应”学生需求的能力。所以，大学办学理念的高下就体现在它是否为这种“相遇”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是让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拥有教育自觉，还是将他们简化为流程上的一个冷漠节点。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没有出场的人。在绝大多数的学生学位论文致谢中，有一些本该出现的身影始终缺席。比如，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几乎从不出现。很少有学生在致谢中感谢学院的教务办公室、研究生院的流程审批者、帮助办理各种手续的行政人员。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大多数学生的经历中，与行政系统打交道意味着繁琐的程序、反复的跑腿、无休止的表格填写，以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定。学生感受到的不是服务，而是麻烦；不是支持，而是障碍。另外，那些照本宣科、与学生毫无交流的课程教师，几乎从未出现在致谢中。还有那些本应提供支持但却形同虚设的机构，如心理咨询中心、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等也几乎从不出现。

为什么这些人和机构没有出现？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许多大学实际奉行的办学理念背后往往存在另一套逻辑。大学的资源配置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行政管理及领导需求、安全管理以及科研设备投入与科研产出等因素。这是行政系统最习惯的运行方式，其优先追求的是不出错、可追责、流程规范和绩效产出。在这些优先级的排序中，学生的成长需要与体验大多被放在了后面。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大学在定位自己与学生的关系时运用了工具性思维。学生被理解为大学功能的接受者，而不是大学存在的目的。大学提供课程，学生来上课；大学设置培养方案，学生来修读；大学制定毕业标准，学生来达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被动的接受方，大学很少去问学生真正需要什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要解决这一问题，大学需要真正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大学为什么存在。如果答案是培养人，那么所有的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都应当围绕这个目标展开。设计行政流程时应当问，这个流程对学生的体验意味着什么。评价教师时应当问，这位教师在学生成长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先级时应当问，这笔投入能否有效促进学生的成长。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需要的是办学理念的整体转向。学生才是大学的根本，因此，一所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就应当定期对每一项工作进行学生体验“审计”，排查工作是不是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反思大学治理的权力结构，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制度设计、流程优化和质量评价等各个环节中。只有当学生的声音被听见并转化为实际的制度改进时，那些在学位论文致谢中长期缺席的身影，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被学生铭记的机会，大学也才能真正成为学生愿意用文字去感谢、用记忆去珍藏的地方。

（作者系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