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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端鸿

每年6月高考落幕，上千万考生走出考场后，很快将面临另一场更为复杂的“大考”——志愿填报。与高考相比，志愿填报看似是一次技术性操作，实质上却关乎个体发展机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国家人才结构优化。它既不是单纯的家庭私事，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市场消费，而是带有明显公共属性的教育决策环节。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志愿填报的市场化供给异常繁荣，而面向考生和家长的公共指导服务仍显不足。

这种供给结构不仅没有有效缓解家庭焦虑，反而可能把信息差距进一步转化为选择差距，甚至形成新的教育不公平。

不够完善的公共指导体系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数千元、上万元的咨询服务并不鲜见，互联网平台和各类机构也纷纷推出人工智能（AI）志愿填报工具、专业测评系统和升学规划产品。从需求端看，这种市场繁荣并不难理解。新高考改革之后，院校、专业、选科、位次、城市、就业、升学等因素高度叠加，志愿填报的复杂程度明显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提交，考生家庭往往只有很短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再叠加“一分一段”“院校专业组”“冲稳保”等规则，普通家庭很容易在短时间内陷入焦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志愿填报本身并不是一项高深到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完成的神秘工作。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它需要的并不是所谓“内部消息”，也不是玄学式的“精准预测”，而是基本规则理解、专业信息辨识、风险区间判断和个人发展匹配。换言之，志愿填报的核心难点并不在于分析技术本身有多么复杂，而在于许多考生和家长缺乏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框架。当公共指导服务没有把这些能力建设做在前面，家庭就容易在关键时刻转向市场，把本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学校指导和自我学习解决的问题，高价外包给商业机构。

因此，志愿填报市场的火热并不完全意味着市场服务能力有多强，也反映出公共指导体系还不够完善。

现有公共供给并非没有数据。各省份考试院会公布招生计划、历年分数、一分一段表，许多高校也会发布招生章程和专业介绍。问题在于，数据公开不等于能力形成，信息发布不等于有效指导。对很多家庭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查数据，而是理解数据；不是不知道有哪些专业，而是不知道不同专业之间的真实差异；不是不知道某个学校往年多少分录取，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能力、位次和未来发展路径应当如何匹配。

这恰恰是公共指导服务需要发力的地方。政府和学校并不需要，也不应当替考生家庭作出具体选择。政府从来也没有直接判断“某个考生应该报哪个专业”，这也不是公共部门应承担的角色。真正需要补强的是公共服务的解释功能、指导功能和能力建设功能。公共部门应当做的是把规则讲清楚，把数据做规范，把风险说透彻，把工具建设好；学校和专业机构应当做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自我、理解专业、理解大学、理解职业世界。最终的选择仍然属于考生和家庭，但他们应当是在相对充分的信息和较强的判断能力基础上作出选择，而不是在焦虑、传言和营销话术中仓促决策。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公共供给的主要短板，不是“不替家庭作判断”，而是没有充分帮助家庭形成判断能力。

比如，面对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等相近专业，许多家长很难分辨其课程结构、学科基础、培养方向和就业路径差异；面对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的设置，也很难理解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高校、地方高校之间的培养目标差别；面对“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社会讨论，更容易把短期就业热度误认为长期发展确定性。这些问题不需要行政部门给出唯一答案，却需要公共平台、学校生涯教育和专业化指导服务提供清晰解释。

尤其要警惕的是，当公共指导不足时，市场很容易把普通的信息服务包装成高门槛、高价格、高焦虑的产品。一些机构用“保录取”“不浪费一分”“内部数据”“精准预测”等话术吸引家长，本质上是在利用家庭的不确定感做文章。实际上，志愿填报没有绝对最优解，只有在一定规则、一定风险和一定个人条件下的相对合理方案。把志愿填报神秘化、垄断化、焦虑化，既放大了市场利润，也弱化了考生家庭自身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当咨询服务高度依赖支付能力时，信息支持就可能从公共性资源变成阶层化资源，进一步扩大不同家庭之间的选择差距。

AI志愿填报工具的出现也需要放在这个框架中理解。AI工具可以提高数据整理、位次匹配和方案生成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查询成本，但它不能替代考生对兴趣、专业内容和未来生活方式的理解。不同工具给同一考生的建议可能存在差异，说明算法模型本身也有数据来源、参数设定和推荐逻辑的局限。如果家长和考生缺乏基本的数字素养和判断能力，AI工具不仅不会消除焦虑，反而可能制造新的依赖。技术越发展，越需要公共体系提升用户能力，而不是让家庭把复杂选择完全交给算法。

志愿填报供给体系需要多元化

优化志愿填报供给体系的关键不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简单二分，而是要形成“公共指导为基础、学校服务为主体、专业机构为支撑、市场服务为补充”的多元供给格局。

这一格局中，公共部门应当提供规则清晰、数据规范、平台便利、风险透明的基础服务；高中应当把生涯教育、专业认知和大学理解前置到日常教育过程中；高校应当更负责任地公开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毕业去向和人才培养特色；教育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术组织和公共智库可以提供相对中立的专业解读；市场机构则可以在此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增值服务。只有这样，市场才不会被迫承担过多准公共职能，也不至于在缺乏约束的状态下过度扩张。

这里尤其要强调高中阶段生涯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家庭在填报志愿时之所以高度焦虑，并不是因为最后几天没有找到“专家”，而是因为此前几年没有形成基本的专业认知和发展意识。如果学生长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不了解大学专业与职业世界的关系，那么再精细的志愿填报方案也只是最后时刻的技术补救。真正有效的志愿填报，应当建立在高中阶段持续性的生涯教育、专业体验、大学认知和职业启蒙基础之上。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出分后几天，本身就是教育指导体系滞后的表现。

同时，还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回流机制。高校毕业生去向、专业学习体验、升学质量，用人单位评价，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这些信息都应当以适当方式在招生和志愿填报环节反馈。当然，这些数据不能被简单化为“就业率排名”或“薪酬排名”，否则又会诱导功利化选择。更合理的做法是分类呈现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让考生和家长理解各种选择背后的机会结构、风险结构和成长逻辑。公共信息越充分，家庭判断越理性，市场营销的操控空间就越小。

归根到底，志愿填报的市场化供给并非没有价值。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市场机构可以提供更细致的个性化服务；对于信息处理能力较弱、时间精力有限的家庭，适度购买专业服务也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市场应当是辅助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应当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应当建立在公共服务充分供给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公共服务不足来制造焦虑、放大信息差、收割不安感。一个健康的志愿填报生态，不应是谁花钱多谁更有把握，而应是每个家庭都具备基本判断能力，有特殊需要者再选择市场服务。

因此，志愿填报改革的方向，不是取消市场，也不是让政府直接下场替家庭作判断，而是要真正建立起公共指导服务体系。要提高家长和考生的信息理解能力，完善高中生涯教育，加强高校专业信息公开，建设更好用的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中立、专业的第三方指导力量，并对商业咨询市场进行必要规范。只有当公共服务托住底线、学校指导形成常态、专业组织提供支撑、市场服务回归辅助，志愿填报才能从一门焦虑生意回到教育选择本身。

志愿填报不是玄学，也不应成为少数家庭才能购买的昂贵服务。它应当是一项建立在公共信息、学校指导和家庭理性判断基础上的教育决策。真正公平的志愿填报，不是让所有考生作出相同选择，而是让不同背景的考生都能够在不支付高昂费用的前提下，具备作出合理选择的基本能力。高考改变命运，不只发生在考场之内，也发生在高考之后。公共指导服务不能在这个关键环节缺位。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