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鲁世林

回望人类历史上的5次科学中心转移现象，探究其背后隐而不显的支撑要素的变迁轨迹，有望为未来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对此，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关于“科学起飞”的问题聚焦于所依托的独特载体上，毕竟任何科技知识的产出都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和具有独特功能的特定载体，二者缺一不可。

科技载体的演变

16世纪支撑意大利科学起飞的载体是商业革命。如英国科技史家彼得·沃森所言，意大利的地形不利于发展农业，却有利于商业、航海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在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下，政治结构和地理结构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到1300年，意大利已有23座城镇人口达2万或更多。中世纪停滞期后，伴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辉煌成就，意大利在计时、数学、阅读、音乐和艺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还发现了透视法。

有学者研究了中世纪最博学的15位学者的职业，发现其中有14位建筑师、13位画家、10位雕刻家、6位工程师和6位作家。事实上，这一切主要是商业需求带来的结果。商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带来了科技的腾飞。想想达·芬奇的多才多艺，不难明白正是商业的高度发展造就了这批百科全书式的人才。

17世纪支撑英国科学起飞的载体是无形学院或学会。17世纪40年代形成的无形学院在1660年正式升格为英国皇家学会，这个团体最初并没有定下任何规定，目的只是集合大家一起研究实验并交流讨论各自的发现。学会组织的出现，实现了科技活动的有组织运行，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与交流活动，这就是典型的组织创新。

18世纪支撑法国科学起飞的载体是国立科研机构。伴随启蒙运动的兴起，由国家出资、建制化运行的各类国立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1635年成立的皇家药用植物园（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前身）、1666年成立的巴黎科学院等机构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正是这类新机构承载了法国科学起飞的使命。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实质性地投入资金来发展科学。

19世纪支撑德国科学起飞的载体是工业实验室。在教育改革的加持下，大量人才成功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多项关键技术如发电机、内燃机等率先在德国诞生。其中，工业实验室成为支撑科技起飞的最好载体。

1826年，化学家李比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性质的大学化学实验室——吉森大学化学实验室，开创了教学与研究结合的新模式。这个实验室成为开展系统性科学研究的核心机构，并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德国在有机化学等领域领先世界。德国的工业实验室实现了高水平科研创新与产业化，不仅实现了资源集聚以及人才激励的最大化，而且创造了一批享誉世界的产品。

20世纪支撑美国科学起飞的载体是研究生院与国家实验室。美国科学在上世纪初的快速崛起得益于4个因素。

首先，大量培养人才。一方面，大量派出学生海外留学。截至20世纪初，仅在德国大学就读的美国学生就有约1万人，若再算上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留学的，人数非常庞大。另一方面，改革国内教育体制。19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开始争相仿效德意志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培养出多位伟大人物。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的查尔斯·艾略特于1869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在他1909年卸任时，哈佛大学招生人数是当年的4倍，教员人数是当年的10倍。最为关键的是，他开拓了研究生教育，这一研究生院体系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标志性名片。

其次，实用主义文化观念的确立。19世纪70年代以降，哲学家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等代表人物推动了实用主义哲学兴起，这种新文化逐渐成为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主流文化。诚如意大利人帕皮尼所言，与其说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不如说它是一种无须哲学的做事方式。在笔者看来，实用主义更像美国文化在清教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并铸就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的“黄金时代”。

再次，基于技术发明的工业革命。彼得·沃森曾指出，美国内战之后的1870年前后，美国培养出了有史以来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最具独创性的一代发明家。1870年至1918年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可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比肩。1866至1896年，美国每年颁发的专利数量翻了一番以上，这是美国科技在20世纪初腾飞的重要基础之一。

最后，国家实验室的创立。美国革新科技体制，开创了国家实验室这一新型科研组织，通过赋予其长期且具体的国家使命，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始终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高科技公司是下一代载体

回顾400年来近代科技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科技载体的不断更迭与创新。那么，是否有可能出现某些国家或地区绕过其中的某些环节而实现科技腾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从16世纪到20世纪，支撑科学起飞的载体日趋复杂化，这其中蕴含了基础支撑条件的累积与迭代，而且要求日益提高，但绝不是资源的简单堆积，否则很多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科学早就起飞了，这种状况并未出现已是明证。

中国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逐渐把载体的短板与欠账补齐了，作为载体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已经初具规模和实力，也到了该起飞的时候。那么，支撑科学起飞的下一代载体是什么？

经过漫长的历史探寻之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大科学时代，支撑科技腾飞的载体是高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之所以能担当这一使命，原因有三。首先，高科技公司拥有丰富的顶级人才。如2022年Google Scholar的数据显示，谷歌公司有1611名被引次数达到2000次及以上的科学家。2023年发布的Gemini技术报告中作者多达837人，更值得一提的是谷歌2024、2025年连续两年共收获3项诺贝尔奖、涌现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他高科技公司也呈现出同样人才集聚的特点。

其次，高科技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如谷歌公司2023年研发投入达454亿美元，其中15%用于基础研究；2024年华为研发投入为1797亿元人民币，占全年销售收入的20.8%。大科学时代需要的科研投入都是巨大的，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无法支撑当代前沿科技研发的。就拿当前“火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说，每次训练费用动辄几百万甚至上亿美元，更遑论前期的硬件投入，那更是天文数字。如此巨大的投入，只有大公司才能做到。

最后，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优秀的高科技公司具有良好的科研生态与激励机制。高科技公司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是历经多年科研实践积累而成的，与科技活动的内在机制高度匹配。另外，公司的目标导向也能实现人才智力的聚焦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并且公司所设置的激励机制的强度与及时性对于个体获得认可而言是任何其他组织形式所不具备的。

因此，有理由推断支撑中国下一代科技腾飞最重要的载体很可能是高科技公司。为此，我们必须为高科技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