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科学传播：一些非正统的观察》，刘兵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定价：88元

■本报见习记者 王体瑶

日前，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清华大学教授刘兵新作《我看科学传播：一些非正统的观察》，从一位深耕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视角，追问那些科学传播中习焉不察的问题。

这既是刘兵有关科学传播前沿的文集，也是其对科学人文价值的持续发问。作者用数十篇文章探讨了科技馆与科学史、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中的科学本质等话题，勾勒出科学传播的多重图景。从地方性知识到博物学的当代性，从科学的不确定性到科幻与科普的关系，他偏爱这些鲜被谈及的议题，试图在主流叙事之外，为理解科学传播开辟更多维的路径。

在他看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远比想象中复杂，科学传播不能只停留在知识传递的层面，公众真正需要理解的是科学如何运作、科学家如何思考。

这并非刘兵首次以文集形式探讨科学传播。从20多年前的《触摸科学》到近年的《转换视角看科学》与《科学文化漫谈》，他习惯把那些散落于不同场合的思考，以非体系化却更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他而言，相比厚重严整的专著，那些随着研究进展、形势变化与热点更替而写下的文字，往往能更真切地反映出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科学传播到底该传递什么？在当下的信息浪潮中又该如何准确地将科学传给公众？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与刘兵展开了一场对话。

传播科学需有人文视角

《中国科学报》：你的新书取名为“一些非正统的观察”，这种“非正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相比你之前的作品，这本书在话题和核心观点上有什么变与不变？

刘兵：所谓的“非正统”实际上是一个个人化的概念。相对于目前主流的科学传播而言，我在这本书里探讨了一些大家谈论较少的话题，比如地方性知识、科普与科学教育的结合、科学本质问题等，甚至在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现实中的科普主力基本还是比较传统的。虽然许多政策与文献都强调科普不只是传播知识，教育领域也开始强调科学素养，但大多数的科学传播实践仍只有知识这一个维度，对于科学家如何思考、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讨论得并不多。

相比于之前的合集，这本书关注的议题与时俱进，但我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那就是坚持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观察。公众不是科学家，那他们为什么还需要科普呢？因为科普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解、对个人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素养，而这恰恰需要人文视角的介入。

《中国科学报》：“青鸟智识”这套丛书的另一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撰写的《我的科普之道：科学精神与科学传播行思录》。作为科学传播研究学者，你觉得科学家的视角与你有什么不同？理论研究对当下的科普实践起到了哪些作用？

刘兵：这两种视角其实是一种互补。真正愿意直接、具体地做很多科普的科学家并不多见。周忠和院士作为资深科学家，在书里展示了他对科学的深刻理解和从事科普的宝贵实践。而我作为一个有科学史背景的科学传播研究者，更多是从科学传播的理论、方法、视角和效果等角度来进行观察。

理论研究对实践的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前沿关注与潜移默化。我参与过一些科普图书的评奖、策划和研讨工作，在这些环节中，理论立场会带来导向性的影响。另外，我也会参与科学教育活动，呼吁科普工作者介入正规教育，促进两个领域的互动。虽然影响有限，但都是有意义的尝试。

打破“神化”科学的恶性循环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中提到“反辉格化”的问题。当前“神化”式的科学叙事依然盛行，但科学史学界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反思并抛弃了这种辉格史观。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落差是否反映了科学传播的某种困境？

刘兵：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反辉格的历史观在科学史界早已是常识，但现实中，无论是科普书还是科普活动，讲到科学家、科学史时依然习惯采用符合今天的标准——“一步一个胜利”、几乎没有曲折的单向叙事模式。为什么？因为这种叙事更符合大众的心理，更容易被接受。但长期接受这种叙事，会让公众形成一种盲从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永远正确、科学家从不犯错、科学对社会只有促进作用。

科学本身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从历史角度来说，科学是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并不是一个终极性的、绝对正确的东西。科学家也会犯错误，科学史也可以是关于错误的历史。所以，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公众对科学更好的认识，要明白科学本身就是在争论、试错和修正中不断逼近真相的。但从我的观察来看，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深层矛盾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缓和。

《中国科学报》：这种“神化”叙事长期存在，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刘兵：原因有很多。一方面，这种传播方式更符合大众心理，它与大众默认的对科学的潜在理解一致，所以更容易被接受、更容易获得流量；另一方面，这也与我们过去在公众中形成的一种比较极端的科学主义科学观有关。这种观念忽视了科学家也是普通人、科学和社会有着复杂关系，更忽视了科学既是改变社会的力量，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种“神化”的叙事路径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它塑造了公众对科学的绝对信任，认为科学会给出唯一而确定的结果；当出现专家观点彼此相左等情况时，这种绝对信任往往会转化为不信任感，反而损害了科学的公信力。

要改变这种状况，科普工作者首先要有明确的科学意识。科学史就是一个便捷的工具，它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展现了科学家如何在不同观点的争议、修正中推进科学，这对于今天理解科学依然非常有益。

在信息浪潮中重建科学理性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各种人工智能（AI）大模型越来越普及，生成的内容也越来越“真实”。你觉得当下的AI应用对科学传播是福还是祸？它会加剧信息污染，还是带来新机遇？

刘兵：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和我们之前讨论的“恶性循环”是一样的。在当前的科学观下，公众很容易盲目追捧前沿的东西，缺少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比如，如果你有足够的科学史训练，对科学的能力边界有所了解，那可能就不会仓促地去赶时髦、“养龙虾”了。

作为科普创作的手段，AI可以低成本生成图像、视频或文字，这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污染和伦理争议等风险。无论是对AI本身，还是对它生成的信息，我们都需要理性观察。科学传播工作者在这方面同样应该有反思，应该保持警惕。

《中国科学报》：科学传播具有社会建构意义。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科学传播者应该如何应对，从而更好地负起公共责任？

刘兵：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原则上来讲，我们要完善和改变传播者的理念与方式，突破传统局限，重视人文维度的关注。过去我们强调向科学家学习，这是对的，但现在我觉得更应该强调利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科学传播的根本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对公众形成有益的影响。除了掌握科学知识，对科学本身，以及思维方式、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初谈到的“非正统”的立场——在传播中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科学是人类社会中的实践活动，它具有社会实践活动所应有的复杂性，会与科学知识以外的各种因素发生相互作用。当你带着这样的理念去传播知识时，你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自然就会有所不同。在这种变化之下，科学传播才可能带来更好的传播效果，从而真正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促成观念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