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设计：演化有目的吗？》，[加]迈克尔·鲁斯著，张刘灯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出版，定价：108元

■张刘灯

眼睛，是“为了”看东西的吗？这个问题乍看之下不值一问。眼睛当然是为了看东西，正如翅膀为了飞翔，心脏是为了泵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类表达，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但细想，就会发觉这种表述里暗藏玄机。“为了”意味着目的，目的意味着意图，意图意味着有意识的存在者设计了这一切。例如，当我们说，“这把刀是为了切面包”，那就暗含了刀的背后确实有一个设计者，即锻刀的工匠。那么眼睛呢？是否有谁设计了它？

按照今天的常识，自然选择理论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眼睛的精妙可以用盲目的自然过程来解释。可奇怪的是，生物学家依然在说眼睛是“为了”看东西。为什么“目的”没有退出生物学的舞台？这便是迈克尔·鲁斯在《达尔文与设计：演化有目的吗？》一书中要解开的谜团。

没有设计者的设计

在西方，在达尔文以前，眼睛被认为是上帝设计的。在前人的基础上，1802年，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在《自然神学》中系统阐述了著名的“钟表匠隐喻”：假设人在荒野中发现一只钟表，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在大自然的演化中形成的，而会认为是一位制表匠所制作，证据便是那精巧组装着的齿轮、发条、表盘。那么眼睛呢？它远比任何钟表精密。这样的精妙构造，怎么可能没有设计者？佩利的论证在当时极具说服力，就连年轻的达尔文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时也曾被《自然神学》深深打动。

然而，达尔文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中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写到，眼睛的精妙不是来自上帝的设计，而是自然选择的累积。在生存竞争中，那些碰巧拥有稍好一点视力的个体更容易活下来、留下后代；经过无数代的积累，眼睛便一步步演化成今天的样子。这个过程没有预先的计划，没有有意识的设计者，只有变异、竞争、存活、繁殖——盲目的自然过程，却产生了“看起来像是有目的”的结果。

可“设计”问题并未就此终结。鲁斯指出，“眼睛很精妙”和“眼睛是上帝设计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承认前者不等于必须承认后者。比如，我们看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自然会为之惊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相信魔术师拥有超自然的法力，因为表演精彩完全可能来自魔术师高超的手法和巧妙的设计，而非真正魔法。同样，承认眼睛的精妙，并不意味着必须承认有一位神灵设计了它。简单说，达尔文并没有否认眼睛的精妙，他只是指出“精妙”不等于“必须有神设计”。

鲁斯把“指出精妙存在”这一步称为“复杂性论证”，把“从精妙推出设计者”这一步称为“设计论证”。在达尔文之前，这两步被认为紧密相连：承认复杂性，就必须承认设计者，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达尔文打破的正是这个联系。他提供了另一种解法，证明不需要设计者，仅靠盲目的自然过程，也能通过筛选累积出高度的复杂性。这个区分看似简单，却是理解整场论战的核心。160多年来，演化论与神创论的支持者们反复交锋，许多争论之所以陷入僵局，恰恰是因为双方混淆了这两个层面。

由此，达尔文之后，演化论的发展之路依然坎坷崎岖。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遗传学与自然选择理论被整合起来，演化论才真正成为生物学的核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适应”成了研究的核心问题。鲁斯也花了大量篇幅梳理适应主义研究的成就与争议。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设计者已被“请出”生物学，为什么生物学家还在问“有什么用”？

鲁斯的回答是，在达尔文之后，“设计”成了一种隐喻。当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说眼睛是“为了”看东西时，他并不是在说有一位神灵故意把眼睛设计成这样，而是在说眼睛的结构与视觉功能之间存在精妙的契合，这种契合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类表述被哲学家称为“目的论语言”。它为我们描述自然选择造就的那些“仿佛有设计”的特征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知捷径，使我们不必在每次讨论功能时，都去复述一遍背后繁琐的演化机制。

这种隐喻并非可有可无。在物理学中，没有人会问一块石头的“目的”是什么；但在生物学中，追问某个器官的“功能”却是核心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因为生物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自然选择恰恰是一个筛选“有用”特征的过程。说心脏的功能是泵血，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因果关系，更是指出这个因果关系对于有机体生存的意义。这种意义维度是生物学特有的。

这是鲁斯作为哲学家给出的解答。但在书斋之外，“设计”一词已超出隐喻范畴：对很多人来说，它关乎真实的信仰。

一场远未结束的争论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演化论与神创论的冲突可能显得遥远。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达尔文的理论作为科学常识被讲授，几乎不会遇到来自宗教方面的质疑，这场争论似乎是历史教科书里的旧事。但在基督教文化深厚的西方世界，情况截然不同。

比如，在本书中提到的“智能设计”运动。这个词，本质上是“神创论”的换皮，用“设计者”替换“上帝”，试图以科学面目重新包装古老的设计论证。在本书出版两年后的200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学区便爆发了一起与之相关的联邦诉讼：学区要求生物课老师向学生宣读一份声明，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一个理论，不是事实，存在漏洞”，学生应当了解“智能设计”这一替代解释。家长们认为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将学区告上法庭。最终，法官裁定智能设计“无法与其神创论前身脱钩”，在公立学校教授它违宪。然而这并非终点。2024年，西弗吉尼亚州通过法案，允许教师讨论“生命起源的科学理论”。法案刻意不提“智能设计”，但实际上为在课堂上讨论智能设计敞开了大门。对此，研究者称之为“隐形神创论”。归根结底，术语在迭代，逻辑未曾改变；达尔文时代所经历的论战，在当今时代依然狼烟迭起。

此外，2024年盖洛普的民调显示，37%的美国成年人仍然相信上帝在过去1万年内按现在的样子创造了人类。这一比例虽是40年来最低，却仍超过1/3；24%的人接受无神干预的演化论，为历史最高；另有34%持折中立场，相信上帝引导了演化的过程。鲁斯在书中曾细致梳理基督徒内部的光谱：从将《创世记》理解为隐喻的开放派，到坚持《圣经》字字为真的原教旨主义者。20年后的数据印证了这种分歧的持久：美国社会并未收敛于某种共识，而是维持着世界观的多元并存。

乍看之下，“神创还是演化”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术话题，不像金融政策、医疗保险那样涉及切身利益，也不像种族、性别议题那样关乎身份认同。但它触及的东西其实更为根本：设计还是演化，有目的还是无目的，这是关于世界观的底层逻辑，关乎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敬畏的理由

正因为触及世界观，这场争论才如此持久。但鲁斯在书中试图寻找一种更温和的立场。他既不站在神创论一边，也不认同以科学之名彻底否定宗教的人。

鲁斯本人是不可知论者，但他并不认为达尔文主义必然导向无神论。在书中，他区分了两种立场。一种是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这条路在达尔文之后很难走通了；另一种是接受科学对“如何”的解释，同时保留信仰对“为何”的回答。鲁斯也批评了那些以科学之名彻底否定宗教的人：科学可以解释眼睛是如何形成的，却无法告诉我们存在本身是否有意义。把科学变成一种排他性的世界观，与把宗教变成伪科学，依鲁斯所见，是同样的越界。

书的结尾，鲁斯写道：无论是笃信上帝的人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当他们面对细胞的精妙运作、眼睛的光学结构时，感受到的惊奇是相通的。在达尔文之后的几十年里，当演化论逐渐被接受，传统的自然神学开始式微。但这是否意味着，当自然神学放弃用复杂性来证明上帝时，也必须放弃对复杂性本身的惊叹？鲁斯认为不必如此。他在书末提出“关于自然的神学”这一概念：它不再试图从自然中证明上帝，却依然看到并欣赏生命世界复杂而适应性的荣耀，为之欢欣，为之敬畏。佩利的结论或许错了，但他的前提没有问题——眼睛确实精妙得令人难以置信。达尔文提供的不是对这种精妙的否定，而是另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本身，已足够壮丽。

面对生命的奇迹，无论相信什么，谦卑与敬畏都是恰当的态度。

（作者单位：美国得克萨斯医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