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岚

不久前，北京大学对外宣布，从2025级学生起，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GPA），转而采用百分制或等级制，并引入容错机制（P/NP课程）。此举迅速引发社会热议，北大校方也表示，改革旨在引导学生对分数不过于斤斤计较，缓解因绩点竞争导致的“工具化学习”和“无效内卷”。

然而，这一改革能否真正破解高等教育中的“优绩主义”困局，抑或只是将竞争从“卷分数”转向“卷等级”？要回答这一问题，需深入剖析绩点制的异化逻辑，以及新评价方式是否公正。

破绩点能否真正实现“去内卷”

在很多人看来，目前高校的绩点制强化了“优绩主义”的评价逻辑，北大以等级制替代绩点制，是想以更粗颗粒度的评价缓解学生的分数焦虑。然而，内卷出现的本质原因是对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这就需要相对公平、合理的指标作为信号。即便绩点制的信号消失了，也需要有其他的信号。

北大之所以有底气取消绩点，源于其生源和人才培养质量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绩点这个“信号”在北大内部和毕业生群体中的意义并不大。但对于其他院校而言，雇主仍会将GPA视为毕业生学习能力与责任心的代理变量。毕业生在申请跨国深造或求职时，仍然无法绕开这一指标。

北大学生往往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有很强的学习内驱力。同时，在“清北”这类高校，教师开“水课”、和学生进行“你给我好评，我给你高分”交易的概率也低得多；从评价主体上讲，北大教师综合素质高、教辅团队责任心强，无论是对课业成绩还是课外实践活动的评价都比较公正。这使得破绩点在“清北”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解放生产力，让学生探索更有自主性的学习，包容多元智能的发展。但在其他院校，如果取消绩点这根“指挥棒”，我们拿什么激励缺乏内驱力的学生学习？

也有人认为，破除绩点制是为了鼓励创新，但在笔者看来，本科教育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创新，而是打下知识基础的通识教育。特别是在本科教育已普及化、研究生教育日趋大众化的当下，绩点虽有弊端，但作为评价学生学业水平的世界公认指标，其积极意义仍然得到认可。

总之，“清北”有条件在本科教育时就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但其他院校既难以做到，也不需要做到。因为多数地方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具备基本技能的行业从业者。对此目标，标准化学业评价是最“靠谱”的。

事实上，即便对于北大自身而言，想要顺利推进去绩点的改革，也面临着以下几重挑战。

首先，等级划分的模糊性可能导致新的竞争形式。例如，学生可能从“卷分数”转向“卷优秀率”，在A档中继续细分竞争。即便采用等级制，学生仍会因A-与B+的差距产生焦虑。

其次，教师的评价自主权增加，但缺乏统一标准可能引发公平性质疑。若“优秀”的评判尺度因人而异，部分学生可能因擅长表现或善于人际交往而获益，反而加剧评价不公。

最后，容错机制的设计初衷是鼓励学生探索兴趣，但在保研、拿奖学金等现实压力下，学生很可能将其用于“高风险”的专业课，而非真正感兴趣的课程，从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北大取消绩点制的意义在于对“唯分数论”“优绩主义”“内卷”的反思，但真正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构建更科学、更公平的评价生态。

“破”之后如何“立”

破除旧制度仅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构建既能反映学生真实能力，又能避免异化竞争的评价体系。若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等级制可能沦为另一种“数字游戏”，容错机制也可能在现实压力下被功利化利用。因此，改革须从评价标准、技术赋能等维度协同推进，才能真正实现“破而后立”。

一是等级制的优化，即如何平衡模糊性与公平性。等级制的优势在于降低学生对微小分数差异的敏感度，但其模糊性也可能带来新问题，学生仍可能因“临界点效应”陷入焦虑。取消优秀率限制虽赋予了教师更大自主权，但若缺乏配套的评分指南，也可能导致不同课程间的评价标准差异过大。因此，需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定期分析各院系成绩分布，对评分偏差过大的课程进行校准。

二是多元评价落地，即如何从纸上谈兵到可操作。在这方面，怎样将科研、实践、社会服务等非课程因素纳入评价体系仍是待解难题。若学生为丰富简历而盲目堆砌经历，反而会分散学生的精力，需警惕“多元评价”异化为“全面内卷”。

多元评价的本质是将终结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这对教师评价素养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有针对性的专门培训。院系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过程性评价作为质性评价，其特点是打破“一根尺子量全部”。但尺子多了，每把尺子的效度和推广度就有限，不同维度所占比重也很难确定。

此外，质性评价往往聚焦深度而非广度，特点是同行评议、“代表性成果”机制，需要学生展示或答辩，并辅以教师的详细评语，在程序上比较繁琐。在资源充沛、教师和行政管理者素质较高的院校，这种个性化评价有实施的可能，但一般院校既无必要资源，也缺乏相关的评价素养。

在这方面，我们可借鉴国外高校的“成长档案袋”制度，收录学生的课程论文、实验报告、项目成果、实践作品等过程性材料，由评审组综合评估。还可以在实践成果评定时，引入行业专家或企业导师参与，使能力认定更贴近实际。但这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评价的要求，评估成本高且标准难统一，目前在本科阶段实施并大幅推广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考虑技术的潜力与风险，即人工智能能否破解评价难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应用为学业评价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区块链存证、大数据画像学生成长图谱，通过学情分析系统追踪学生的知识掌握轨迹，可识别其思维短板并生成个性化学习建议。然而，技术应用也存在数据隐私问题、算法偏见等风险，应作为辅助工具而非决策主体，且需建立透明化的算法审查机制。

其他高校如何借鉴

未来，高教改革打破“GPA至上”思维、向 “能力-环境”双轨评估转型是大势所趋。具体而言，既要通过多元化指标衡量学生真实能力，也要补偿环境劣势者，如纳入阶层背景参数、修正系统性偏差等，使精英教育从 “优绩陷阱” 重返 “育才使命”。

从途径上讲，多元评价无疑是最终目标，但需要分阶段进行。绩点在学生发展评价中的占比，在不同高校，以及高校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持续调整、评估、反思和改进。可以在试点高校建立模型，以数据分析辅助判断改革效果。例如，绩点比重从95%降低至90%、80%甚至60%，每个阶段的评估结果与学生发展核心指标表现的吻合度如何，以此寻求绩点比重的最优解。

在这方面，此次北大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中国高校类型多样，办学定位差异显著，简单复制“北大模式”可能适得其反。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和职业院校需因地制宜地设计改革方案。

对于以培养学术创新人才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改革重点应当放在建立更弹性、多元的评价体系上。这类高校可以借鉴北大经验，采用等级制替代百分制，但需进一步细化等级划分，如12级评分制就比5级制更具区分度。分阶段尝试绩点比重的逐渐降低可能比盲目取消更加合理。同时，还可以扩大合格制课程的适用范围，如不区分成绩等级，仅以通过、不通过判定是否达到基本要求等，为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或挑战高难度课程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改革应以产教深度融合为突破口，重点构建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新型评价体系。这类院校的学生培养目标直接对接就业市场需求，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企业招聘过度依赖学业成绩的筛选机制。

要摆脱这一困境，一方面要改进课程考核方式，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引入企业真实项目作为评价内容，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展现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微证书”认证体系，将行业认可的专业技能证书与课程学分有机衔接，形成模块化的能力证明。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开发实践课程，并将实际研发项目纳入毕业考核要求，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在于推动企业用人标准的根本性转变，这需要高校主动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制定以实际能力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标准，逐步消除唯成绩论的招聘惯性。

高等职业院校的评价体系改革必须立足职教特点，建立符合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的评价机制。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打破用普通教育的学术标准评价职业院校学生的惯性思维，构建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新型评价体系。具体路径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专业核心课程中试点推进“以证代考”改革，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结果认定为课程成绩的一部分。

二是选择部分实践性强的课程施行“以赛代考”，将各级职业技能竞赛成绩折算为相应学分。

三是真正落实校企“双元”育人，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教学评价，重点考查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的实操能力。

职业院校评价改革面临的深层次挑战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差，这需要通过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打通职业发展路径等实际举措逐步改变。比如，推动企业在招聘时明确技能证书与学历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在薪酬体系中体现技能等级差异等。只有建立起这样的配套保障机制，职业教育的评价改革才能真正落地见效。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