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霖（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领奖。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孟凌霄

甘霖在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室简朴至极：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块几乎占据整整一面墙的巨大黑板，还有几盒粉笔和一个书柜。黑板上还留着与学生讨论时写下的几行公式和算法流程图。

从博士生入学算起，今年37岁的他，已在清华园度过了近15年时光。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需要一台电脑连接到远端的超级计算机，就能开始工作。”甘霖笑道。他研究的领域是高性能计算，通俗地讲，就是“把超算用得更好”。

今年6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ISC 2025）上，甘霖被授予2025年“杰克·唐加拉早期成就奖”。该奖由国际超级计算大会（ISC）设立，以高性能计算领域开创者之一、图灵奖获得者杰克·唐加拉命名，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博士毕业后10年内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中青年科学家。

奖项评选委员会认为，甘霖在并行计算、性能优化以及超级计算新架构等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果。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亚洲学者。

2016年11月，甘霖参与的“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项目成果获得世界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项“戈登贝尔”奖，其团队成为该奖项设立29年以来获奖的首个中国团队。2018年，他又荣获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高性能计算杰出新人奖”。

“国产超级计算机为我这样的年轻学者创造了发展的平台和机遇。”甘霖说。

高铁上赶论文

从千禧年前笨重的单用户单任务操作系统（DOS系统），到开始普及的个人计算机（PC机）咔嗒作响的键盘，再到大学实验室里巨大的处理器以及繁忙的编程作业，甘霖亲历了中国计算机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11年，甘霖在清华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师从付昊桓和杨广文两位教授，正式踏入高性能计算领域。

当时，正值国产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诞生。甘霖和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一同来到无锡太湖之畔的超算中心，成为这台机器的用户，参与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等应用的调试和优化工作。

“想象一下，这是一台‘占地接近两个篮球场大’的电脑。”

甘霖介绍，“神威·太湖之光”每秒可完成超过十亿亿次计算，相当于70亿人每人拿一台计算器，不吃不睡算上32年。从那时开始，甘霖和团队的任务就是用这台“超级大脑”开发一些领域应用软件，将其应用于地震模拟、气候模式、生物医药等领域。

博士毕业前夕，甘霖频繁往返于北京和无锡两地，京沪线高铁便成了他的“移动办公室”。一次，甘霖在高铁上赶论文时，邻座正巧是一位北京高校研究地球物理勘探的专家，给了他不少修改建议。

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甘霖选择留在清华大学工作，继续从事超级计算机相关研究。

培养下一代

清华园最古老的建筑之一——静斋，得名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这是一栋坐落在荷塘边的小楼。初夏时节，窗外绿树成荫，老楼墙面爬满藤蔓。

每天清晨，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丘成桐都会准时出现在静斋，备课、研讨、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处理行政事务等。甘霖常常向丘成桐请教问题，“丘先生的办公室门总是为年轻人敞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甘霖心中，丘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不仅科研造诣深厚，而且始终把培养下一代放在重要位置。

受丘成桐等清华园里的良师益友影响，甘霖也将教学视为重中之重。他所研究的高性能计算，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紧密相关。他希望学生不仅能写出代码，也能理解背后的数学逻辑、思维方式与现实观照。

他尤其珍视学生们的好奇心。在科研之余，他还前往小学、中学作科普讲座。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小学生有着浓厚的好奇心，特别敢提问，讨论氛围总是十分热烈。他在一次科普活动中告诉台下的小学生，“超级计算机有接近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孩子们齐声惊呼，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天马行空的问题。

“现在的很多科技成果，放到十几年前，其实都是不可思议的。”甘霖鼓励小朋友们形成发散性思维，对天马行空的提问从不打击，而是激励他们尝试思考得更深一点。

在清华课堂上，这样的求知热情益发高涨。甘霖发现，在30人左右的小班课中，讲到一半稍作停顿时，学生就会主动提问，无需举手，课程在你来我往中自然推进。

他相信，这些活跃在课堂上的青年学生，未来将会在各个领域尝试解决最基础、最核心的理论问题。

边散步，边争论

从学生到导师，甘霖努力保持锻炼的习惯。

“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我国著名教育家蒋南翔提出的倡议。读博期间，甘霖常听导师、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念叨：“学习与锻炼身体同样重要。”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甘霖经常参加课题组组织的羽毛球、游泳、足球等健身活动。“当年，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但就是瘦不下来，每次打完都直奔清华大学食堂吃夜宵。”甘霖笑着回忆。

在无锡“神威·太湖之光”项目中，甘霖和团队成员需要时时“驻扎”现场。超算基地临近太湖鼋头渚，在实验室工作久了，大家便结伴沿湖散步，边走边讨论问题。算法的设计、架构的改进、路径的优化……科研话题常随着脚步延展开来，偶有灵感突然而至。

“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就争辩起来。”甘霖说。这种“边走边争论”的传统，逐渐成了团队破解难题的方式。“当你真的想证明你是对的，就会带着问题反复推演，效率特别高。”甘霖说，这种带点“好胜心”的讨论方式，帮助他们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如今，作为导师，甘霖也将“学习与锻炼并重”的理念延续下去。他常组织学生打羽毛球、踢足球，“一开始还得强拉着，现在大家都盼着大汗淋漓一场”。

采访这一天，甘霖趁着午间半小时，带着课题组的学生们打了一场羽毛球赛。打完球，甘霖快步走回办公室，边擦汗，边打开电脑——新的问题已在脑海里涌现。

（本报记者韩扬眉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