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进行水体测量。袁一雪/摄

鄱阳湖站气象观测场。

枯水期的鄱阳湖。戚金葆/摄

■本报记者 袁一雪

鄱阳湖地处江西省北部，湖水随季节流转快速变化起伏，加之与长江唇齿相依的江湖水力联系，因而具有独特的生态研究价值。2007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地湖所）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研究站（以下简称鄱阳湖站）在江西庐山市南康镇的湖岸悄然扎根。这里，恰是临近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口的西岸。

十八载春秋弹指过，鄱阳湖站从最初的生态监测“前沿哨兵”，变成集监测、研究、示范、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鄱阳湖站的科研人员以湖为家，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执着，在这片水域编织起湖泊生态安全的“守护网”。

一颗定心丸

今年鄱阳湖枯水期来得有点早。8月8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已跌至11.99米，较常年均值偏低5.28米，提前87天进入枯水期。湖水退去，露出水草与洲滩湿地。放眼望去，本该湖水涟漪的鄱阳湖犹如广阔草原。

鄱阳湖站副站长、南京地湖所研究员王晓龙与工作人员刘贺等人从鄱阳湖站出发，驱车一小时来到沙湖山湿地，完成每个月的监测工作。

他们先用无人机从高空俯瞰，记录水面与洲滩湿地面积，随后搬起装满采样所需物品的大塑料箱，沿着湖岸大坝走进“草原”，几个转弯后，就被一人多高的水草掩盖了身形。箱子里装着便携式水质仪、采水器、土壤水分测定仪等物品，用于记录与调查地表水水位、地下水水位、水质与水生态，洲滩植被以及土壤性状。最后，他们还会将部分植物和表层土壤采集带回，进行室内测试分析。

由于水落得早，苍耳、羊蹄酸模、小飞蓬，甚至乌桕木、桑树、构树等陆生植物，在湖水退去后的洲滩湿地上频频出现，占据了原本湖区优势物种灰化薹草的领地。

此番情景让王晓龙想起2022年7月，鄱阳湖也曾遭遇水位突降。数据显示，那是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鄱阳湖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这样的变化不仅对鄱阳湖生态造成影响，更对鄱阳湖区百姓生产生活乃至当地生态构成严峻挑战。那年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11点半，王晓龙突然接到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的电话，紧急邀请他参加次日专家论证会，为百年一遇的干旱提供应对策略。

“放下电话，我连夜查阅鄱阳湖站2007年至2022年记录的水位数据、1955年至2007年的数据以及突变点，确认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类似情况。”王晓龙说。鄱阳湖水面积遥感数据显示，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让他稍感心安的是，随着第二年水文节律恢复，鄱阳湖会恢复原状，湖区与湿地的植被并没有出现不可逆的转变。

在当年的研讨会上，王晓龙汇报了分析结果。强大的数据支撑加上科学解析，像一颗定心丸，安抚人心。

这些数据离不开鄱阳湖站科研人员持续不断的数据监测与采集。他们在注入鄱阳湖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水系中都布设了采样点。其中，水域生态环境长期定位监测点有15个，这些监测点位在丰水期时会拓展到85个。

除了鄱阳湖与湿地，鄱阳湖站内也安装了大大小小不少设备，从气象、干湿沉降、降水、蒸发量、风力、水环境等多维度关注着鄱阳湖的点滴变化。

“最初，我们只着重监测湖水、土壤、大气和水生态相关数据，后来将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中的鸟类与鱼类现状也纳入监测范围。”鄱阳湖站站长、南京地湖所研究员徐力刚解释说，“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包括鄱阳湖水体、洲滩湿地，乃至流域全方位的监测体系。这套监测体系能够为鄱阳湖及其流域的生态环境现状与变化提供最系统全面的原始数据支撑。”

一次重要调研

数据收集是第一步，对数据的深度研究才是释放监测价值的关键。

建站初期，鄱阳湖站的研究设备不完善，有些样品甚至要依靠人力运回南京，在研究所里进行进一步测试分析。

如今，在鄱阳湖畔这座两层的红顶白墙实验楼中，生物实验室、生态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水文实验室、分析仪器室、前处理室、药品储藏室功能分区明确、设施配置齐全，足以满足日常观测及科研任务需要。

基于这样的科研能力，2022年汇报结束后，相关专家建议在鄱阳湖有条件的区域加强水位调控，并制定水位调控预警预案。

为了不让水位调控引发其他问题，鄱阳湖站众人紧急调研，着重解决从哪片区域补水、水位补充高度等具体问题。因为科学调控及时有效，不仅没有影响候鸟迁徙，而且那一年前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甚至超过了2021年。

也因为那一次调研，鄱阳湖站的科研人员认识到极端水情条件下，碟形湖对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功能越发重要。

碟形湖因像盛满水的碟子而得名，是“鄱阳湖生态减震器”。丰水期时，它们是调节洪水流量的蓄水池，减轻主湖区防洪压力；枯水期时，彼此独立的碟形湖，作为单个生态系统，每一块都是候鸟的越冬圣地。然而，随着枯水水情频发，碟形湖的生态功能逐年下降。

2022年，徐力刚与王晓龙等人在常湖池开展碟形湖生境异质化改造与生态功能提升研究示范，希望找到碟形湖实现自然循环能力的最佳方案，帮助更多面临绝境的碟形湖焕发生机。

他们先在近岸带洲滩湿地上挖掘出与主湖面平行的支浜，增强水系连通，将靠岸的一侧修建为陡坡，种植芦苇等高滩湿地植物，形成湖区与人类活动区域之间的天然屏障；靠近主湖区一侧则设计为一连串大小不一的坑塘，种植沉水和浮叶等水生植物，供底栖动物与候鸟食用；各水体以沟渠相连，确保极枯水情下维持生态水量。

今年枯水期来得这样早，支浜和大小坑塘中却依然有水，植物茂盛。王晓龙知道，这里已做好迎接候鸟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增加生境多样性，鄱阳湖站的科研人员还在坑塘外侧构建断续分布的生态鸟岛，减小风浪对示范区水体的扰动，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提供助力。这样的生态鸟岛具有固岸、护堤与截污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候鸟提供休憩场所以躲避外界干扰。

“我们最终希望，不论是人工构建的坑塘系统还是生态鸟岛，都能完美融入大自然，提高候鸟栖息地质量，维持鄱阳湖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是徐力刚的心愿，也是鄱阳湖站众人努力的方向。

一幅广阔蓝图

曾经，鄱阳湖面临着湖区采砂、污染物排放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加之极端干旱事件屡屡出现，使得湖泊不断萎缩，湖泊水质有所下降，湿地生态系统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都出现了退化现象。

“以前在鄱阳湖开船可不容易。”鄱阳湖采样船的驾驶员曾是靠湖吃饭的渔民。谈及鄱阳湖生态变迁，他颇有感触：“那个时候因为无节制的挖沙，导致湖底坑坑洼洼，再加上滥捕，生态环境很不好。”

鄱阳湖的生态安全与候鸟迁徙安全息息相关。目前，每年有超过60种、70万只的候鸟在此越冬。在这些候鸟中，白鹤的命运尤为牵动人心。

因战乱与生态破坏，原本白鹤常规飞行的3条迁徙路线中，仅剩1条经过鄱阳湖的东亚迁徙路线。每年全球约4000只白鹤中98%选择在鄱阳湖越冬。也因为越冬地岌岌可危，白鹤被列入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守护鄱阳湖生态环境，就是守护白鹤最后的自然方舟。

这群以鄱阳湖为家的中国科学院人“疏治结合”，一边对污染物产出、输移过程及其对鄱阳湖水环境生态的影响持续进行深入研究，一边不断拓展基于洪泛过程的鄱阳湖湖泊及湿地生态健康监测与评价，以及湖泊流域水沙一体化调控和污染物联合控制的途径与策略等新领域。

通过长期观测，他们已研究揭示了鄱阳湖洪泛湿地洪水脉冲过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为后续通江湖泊生态水文以及湿地生物地球化学等前瞻性研究奠定基础；在洪泛湿地生物多样性格局形成及其影响机制等相关研究方面积累丰富经验，为关键生物物种保护等提供技术支持。

不仅如此，他们记录的长序列水文、水环境与水生态基础数据，为研究揭示长江与鄱阳湖江湖关系演变过程、驱动机制及其对鄱阳湖水文水动力的影响，阐明鄱阳湖湖泊水环境与水生态演变规律等提供坚实保障。

数据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以及示范应用，他们的坚持让鄱阳湖始终是白鹤等越冬候鸟最安全温暖的港湾。

站在鄱阳湖岸边，徐力刚远眺，目光所及是更广阔的湖面乃至与湖面相连的长江。他正在思考构建鄱阳湖及其流域的水文-水动力与水生态耦合模型，并计划开发“监测-模拟-预警-管控”的水安全保障一体化平台，为地方政府应对洪旱灾害、富营养化治理等提供决策支持。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湖泊流域水文过程调控、洪泛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候鸟栖息地保护与流域综合治理等研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湖生态格局，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长江水安全保障作出应有的贡献。”徐力刚的话语坚定有力。

初冬时节，候鸟翔集。常湖池、沙湖、大湖池等碟形湖上，候鸟在水面划出优美弧线，那是鄱阳湖站将论文写进波光云影里最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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