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元典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任定成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速食”时代，一种新型的知识消费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我们的心智——思想“预制菜”。它将复杂的智慧去骨削皮、调味打包，制成标准化的“知识罐头”，供我们快速消费。从将科学史简化为几条结论的科普短文，到将哲学思想切割成考点清单的教辅材料，再到能够瞬时生成答案、汇总观点的人工智能（AI），我们正被一种高度提纯、易于消化却失其本味的“智力流食”所包围。

然而，在人类精神的殿堂中，矗立着一座座精神丰碑——科学元典。今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打造的“科学元典丛书”出版20周年，该丛书遴选自古希腊以来，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经过较长时期历史检验的科学经典著作。它们拒绝被加工成“预制菜”，是思想的原浆，是智慧的“活化石”，以其固有的粗糙、完整与深邃，为我们提供在知识通胀时代最为稀缺的营养：原创的锋芒、思维的韧性、独特的方法以及对真理的挚爱。

“预制”的代价

预制菜的特征是便捷、标准化、去过程化。它牺牲了烹饪过程的复杂性与食材的原始风味，以换取食用的高效率。思想“预制菜”亦然，表现为结论先行、脉络切断、口味统一。它直接将结论奉上，剥离了得出结论时艰苦卓绝的推导、试错与迷茫。我们知道了“日心说”，却不知道哥白尼体系内依然保留着繁琐的均轮与本轮；我们记住了“E=mc2”，却难以体会爱因斯坦在构建它时，对“同时性”这一基本概念进行的革命性反思。它将知识从其所处的历史、社会与个人困境中连根拔起，一个公式、一条定律，变成了一座座漂浮在教科书和科普读物中的孤岛，我们看不到连接它们的、充满惊涛骇浪的思想海洋。为了便于传播与考核，它常常提供一种“标准答案”式的解读。这种解读磨平了元典中所有生涩的棱角、矛盾的缝隙与富有个性的洞见，使得思想变得温顺而乏味。

种种科学方法论“速食”令人眼花缭乱。在科学领域，对新方法的渴求更是迷人的执念。谁都渴望掌握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准则，获得创新的绝招，按照“实用手册”操作产出突破性的成果。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是，面对科学方法论“速食”的选择，我们无所适从：它们一直处于流动、演变、争执乃至冲突之中。从弗朗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到笛卡尔的演绎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科学方法论是一场接一场永不休止的辩论，以致保罗·费耶阿本德以其犀利的批判，最终喊出了“反对方法”的口号，宣称在科学探索中，所有的方法论都不可靠，只剩下“怎么都行”这个唯一不败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极端论断，使他被《自然》杂志冠以“科学最坏的敌人”之称。

这生动地揭示了科学方法论面临的严重困境：我们赖以寻找确定性的工具，本身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AI的崛起，将“思想预制菜”的生产推向了极致。它能为我们瞬间生成一篇论文摘要、一份分析报告、一个方案综述。这无疑是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但危险在于，如果我们习惯于只消费这些精加工的“知识成品”，我们自身“烹制”思想的能力——提出真问题、进行深度批判、在未知领域中摸索前行——将不可避免地退化。

汲取营养

与“预制菜”相反，科学元典代表着知识的另一种形态：原生态、过程性与非标准化。

它们保鲜了“思想的现场感”。阅读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我们进入的不仅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更是巨人构建经典物理学大厦的现场。我们能感受到他如何从几个简单的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缜密的数学工具，一步步推导出涵盖天体运动和地上物体运动的种种机械运动规律。这里有创造的艰辛、逻辑的力量，甚至有他隐藏在手稿中关于“超距作用”的深深困惑。这一切，在教科书那句“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结论中，已消失殆尽。

它们展现了范式的革命性。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其革命性并不在于它比托勒密体系在计算上更精确多少（初期甚至更为复杂），而在于它发起了一场世界观的颠覆。阅读它，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宇宙秩序的重构，是“人类不在宇宙中心”这一命题所带来的、令人晕眩的思想和心灵震撼。这种颠覆性的思维模式，是任何按部就班的“方法论预制菜”都无法给予的。

它们蕴含着“方法的生命力”。在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中，“质量守恒”不是一个需要背诵的定律，而是全新的化学语言体系和精密实验范式的基石。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演化”不是一个枯燥的名词，而是由无数细致观察、缜密推论和应对反驳所构成的生机勃勃的研究纲领。科学元典中的方法，是镶嵌在具体问题中的活生生的工具，而不是被剥离出来、分门别类的“方法学标本”。

这种活生生的方法论展示了一个重要真理：当我们只学习提炼后的方法规则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方法的“躯体”；而当我们在科学元典中观察方法的创造和应用时，我们体悟到的是方法的“生命”。这对于培养真正的原始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科学元典是一座“富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带着不同的问题走进去，都能开采出独属于自己的宝藏。一位物理学家重读《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或许会获得关于时空本质的新启发；一位企业家阅读《物种起源》，或许会悟出市场生态与组织演化的道理；一位中学生翻阅《基因论》，或许会点燃对生命奥秘的终身好奇。这种“日读日新”的开放性，是任何“预制菜”式的标准答案都无法企及的。

那么，从这些思想的“原浆”中，我们能汲取哪些独特营养呢？

首先，获得原汁原味的科学方法。元典展示的不是静态的方法论条框，而是动态的思考过程。微积分在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手稿中，是一场从离散到连续、从近似到精确的智力探险。魏格纳在《海陆的起源》中提出“大陆漂移说”时，依靠的不是完备的数据，而是基于地图拼接的想象力与跨学科类比的大胆直觉。这种在证据不足时依然敢于提出“猜想”的勇气，是规范方法论所忌讳，却是科学突破所必需的。玛丽·居里的《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基于大量实验，是“坚持不懈”这一科学精神最纯粹的物化。这些方法，因其与具体的人格、具体的问题血肉相连而显得格外生动与深刻。

当方法的教条如流沙般变幻不定时，我们能够锚定思想的基石就是科学元典本身。方法论是后世的提炼、总结与升华，是以科学为对象的言说，而科学元典才是科学实践本身最原始、最生动的记录，是科学方法本身。

其次，获得革命性的范式智慧。科学元典中诞生了许多超越其具体学科、成为人类理解世界基本框架的“大观念”。达尔文阐述的演化观念不仅揭示了生物演化的机制，更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性如何通过简单规则在时间长河中涌现的生成性思维。从古希腊几何到现代物理的诺特定理，对称与守恒概念揭示了宇宙内在的和谐与秩序，是探索物理世界的“罗盘”。熵与不可逆性标识着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时间之箭”，其哲学内涵已远远超出物理学，渗透到我们对生命、信息乃至文明兴衰的思考中。这些观念在元典中如同刚刚被开采出的璞玉原石，保持着它们最初的光芒与棱角，等待着每一位读者用自己的思考去打磨、抛光。

再次，获得不懈求索的科学精神气质。这是科学元典最动人的部分。它关乎科学家的品格与情怀。伽利略在审判下的坚持，玛丽·居里在放射性物质前的不退缩，彰显出为真理献身的勇气。牛顿找到了天上地下的宇宙和谐之音，却还要探究天体运转的终极原因。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后，仍耗费半生寻求统一场论而未果。门捷列夫和吉布斯都没获得诺贝尔奖，但历史证明，他们的科学贡献无法用任何指标去衡量。

当下的科研评价体系常与论文、经费、奖项、头衔等指标挂钩；而元典的作者们，其驱动力更多是内在的好奇心与对宇宙奥秘的纯粹探索。

AI时代精神的“健身房”

今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启动“创世纪任务”，要实施阿波罗计划以来联邦政府规模最大的科学资源集结，将全国的科学数据、计算资源和AI工具集中起来，利用AI变革科学研究方式、加速科学发现，并加快推动AI的开发和应用。这无疑会引发各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AI竞赛，也必然会促进科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加速前沿科学领域和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AI作为强大工具，其价值在于将人类从重复性的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它无法替代的是人类直面科学元典时，与伟大灵魂进行的那种直接的、充满张力的对话。AI可以告诉我们达尔文得出了什么结论，但无法让我们体会他在贝格尔号舰上看到美洲鸵鸟与非洲鸵鸟差异时的那份惊奇；它可以生成一篇用相对论解析的研究论文，但无法复制爱因斯坦所说“我对这工作非常兴奋，我怕没有别人会理解它”时的那种孤独与确信。

在AI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元典。它们是我们思想的“校准器”，提醒我们知识的源头活水在何处；它们是我们精神的“健身房”，通过挑战性的阅读来保持我们思维肌肉的强健。最初，你或许会感到艰涩，但当你沉浸其中，你会重获一种久违的智力上的震撼与愉悦。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站在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肩膀上的同行者。

拒绝思想“预制菜”，回归科学元典，不仅仅为了获取知识，更为了重造我们能够品鉴思想本真味道的精神味蕾，守护人类文明中最可贵的、不被驯服的创造“野性”。

（作者系“科学元典丛书”主编、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