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 图片来源：上海科技馆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过去的几个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周忠和到上海的次数多了。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从5月31日持续至11月30日的“龙吟九州·中国恐龙大展”系列活动，给孩子们讲述古生物学以及古生物学家的故事。

谈及青少年们对恐龙的喜爱，他坦陈并不清楚其中缘由，但他认为，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向科学引导，是科学家需要去做的。

近日，周忠和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围绕古生物学学科发展、如何做好科普工作、如何回到“人物”本身讲好科学家故事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研究过去可以启发未来

《中国科学报》：前不久，你获得了2025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如何理解古生物学和未来科学之间的联系？

周忠和：刚得知消息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因为古生物学是一门面向过去的学科，关注的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也在颁奖典礼上开玩笑：这个奖的名字叫“未来科学大奖”，怎么颁给了我们研究历史科学的人？

但后来我想，每一个学科都有过去，也有未来。不论研究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科学本质和物质发展规律始终一致。当前，我们愈发需要从更宏观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理解人类所居住的地球。

一方面，研究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启发未来。古生物学的本质是解答“我们从哪里来”，也就是人类起源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在科技推动下，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着急向前以致忘记了来时路。这个时候，需要停下脚步回看过去，再更好地思考未来。

另一方面，现代是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一把钥匙。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基础学科，古生物学能够发展到今天，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根源在于始终有新发现。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的出现，使得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不仅影响了科学研究，也对科学传播和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古生物学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周忠和：我们已经看到，数学、物理、化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古生物学的突破。当前，人工智能也开始应用于古生物学。

面向未来，学科交叉融合是大势所趋。古生物学是一门交叉性非常强的学科，涉及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也与历史、社会等人文科学相关。事实上，古生物学本就来源于博物学，只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博物学的树干上不断分化出不同的学科分支，古生物学也逐渐变成一门“交叉科学”。

学科分化对于科学整体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使得人类对科学整体的认知不断拓展。但发展到今天，越来越细化的学科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学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回归“博物学”的思维，用更全面、综合的视角去做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报》：未来十年，古生物学最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取得突破？

周忠和：基础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对古生物学研究来说，科学发现和许多因素有关，如科研人员数量、国家投入、科研环境等，当然还有运气。

一般来说，在野外花的时间越多，发现新化石的概率越大，取得重大突破的概率也就越大。当然，在新的地点或地层努力很久后却一无所获也很常见，所以我们很难去展望未来十年的突破，但我相信坚持始终是有意义的。

科学家形象不应“脸谱化”

《中国科学报》：过去几个月，你经常来上海作报告，深度参与“龙吟九州·中国恐龙大展”的原因是什么？

周忠和：我主要关注恐龙的后代——鸟类的早期演化。严格意义上讲，我的研究不算恐龙研究，但都属于古生物学。古生物学是一门非常基础、公益性很强的学科，理应结合学科特色多做科普工作。另外对大众来说，一提到古生物学，首先想到的就是恐龙。对于古生物学科发展而言，我想本次大展可以让更多人通过恐龙了解这个学科。

《中国科学报》：如今，青少年似乎对恐龙非常感兴趣，原因是什么？相比于过去，现在的青少年对恐龙是否有了不同的认识？

周忠和：诚实地说，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事实上，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恐龙，更谈不上对恐龙感兴趣了。

当然恐龙本身是很有趣的。一方面恐龙离现在非常遥远，另一方面恐龙是远古时期的地球“霸主”，后来又突然灭绝。

但回到第一性原理去谈，我想根源是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当人们对一些事情有了初步的认识，又不完全了解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深入探索。

好奇心并不是人所独有的，许多动物都有好奇心。它对动物的生存、繁衍非常重要。比如动物在觅食的时候，这片区域的食物吃完了，就去旁边找找看；休息的时候，需要侦察周围环境，以确保安全。这些行为本质上都和好奇心有关。

《中国科学报》：科学发现离不开好奇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呢？

周忠和：首先强调一点，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无需后天培养，但可以引导。

人们在小时候都是“好奇宝宝”，喜欢问这问那，后来慢慢习惯于特定的社会规则和约束以及考卷上的标准答案，好奇心逐渐被压制了。所以，倘若一个人在比较宽松、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中成长，在成年后也可以保持好奇心。

当然，孩子们会对很多事情感兴趣，如何把他们的好奇心向科学、艺术等引导，是我们需要做的。

《中国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让更多孩子保留对科学的好奇心，进而对科学产生兴趣？

周忠和：科普工作十分重要。但我认为，科普并不仅仅是指解释科学知识，讲述知识背后的科学家故事同样很重要。

这次“龙吟九州·中国恐龙大展”不仅是中国恐龙化石资源的集中呈现，也融入了古脊椎所老所长杨钟键院士等中国三代恐龙研究者的故事。我们希望以此展现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让科学不再是生硬的知识点，而是有温度、可代入的文化记忆。

科学家精神有很丰富的内涵，要想讲好科学家故事，还是要回到“人物”本身。

我过去作过很多关于科学家精神的报告，这里举个袁隆平先生的例子。除了爱国、奉献等大家比较熟悉的，袁隆平也是一位求真务实、具备质疑精神的科学家。20世纪50年代，我国“一边倒”学苏联，遗传学领域奉行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袁隆平做了3年研究后，始终没有进展，就开始对他们的东西产生了疑问，由此开始学习孟德尔、摩尔根等的遗传学定律，并将其用于育种，为后来的杂交水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袁隆平也“不玩命”。他本人说过“我从来没有累倒在稻田里”，科研之余也会下下棋、打打牌。

不管是做出过科学发现的古人，还是当代的科学家，中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科学家和科学故事。但千万不要“脸谱化”叙述，否则未来没人愿意当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