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苈 吴相霓

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部分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各异的华人学者，通过中英文著作发表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并成为享誉全球的顶尖学者，他们的成长经历与体验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另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整体贡献与国际影响力尚有提升空间，需继续总结经验，探索出一条培养顶尖学者之路。

在本文中，笔者基于对多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名华人学者的深度访谈，希望探讨这些学者产生和确立学术思想、走向世界，并实现国际学术成就的关键素质和路径，以助力我国人文社科类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知己之深厚

笔者采访的学者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上世纪60年代，其中最年长者生于1930年。多位学者在回忆中均提到经历战乱、举家迁移，战争的阴影对他们的幼年影响深远；几位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学者则不约而同提到幼年时生活与求学环境的艰苦，以及对书籍匮乏的苦恼。

离乱岁月中，不少学者接受的教育“非正式且随机”，但均未离开中华传统文化与经典的熏陶。这为他们在研究中依托中华文化、发掘中华文化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哲学家成中英出身于儒学家庭，这一根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发展。他强调中国哲学的价值传统，认为“（它）可以补足西方重视知识和方法的一些缺失”。

史学家许倬云自幼深受中国传统学问的熏陶。其在七八岁时，就开始一面读白话文，一面读浅近的文言。这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体系，更在其思想和表达方式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许倬云致力于“为常民写作、与大众讲话”。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为普通人提供一种易于理解和感受的历史视角，让他们能从中获得启发和思考。通过他的笔触，历史变得生动而有意义，学术研究也因此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灵。

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经典的学习，不仅仅停留在字词分析和语义理解的层面，而是在具体的文化内容和载体中验证、琢磨和体认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因，并在学术研究中彰显中国经典学问中的深邃洞见与智慧。

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课程与教材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文化现象。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让学生挖掘和认识自身的文化特质。

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思想观念，如天人合一，以及讲仁爱、求大同等。这些思想观念构建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并在行动层面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文化特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植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在心灵以及精神的最深处不断发挥作用。

总之，培养学贯中西的大师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而提升学者的文化感知力也是当代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知彼之广阔

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学者们的经历和视野的丰富性往往比知识积累更重要。他们认为，了解多重文化不仅关乎知识的获取，更是从经历与不同中丰富生命和文化态度。

当我们常常局限于“非此即彼”的中西比较时，顶尖学者们则致力于通过广阔的视野进行观察和思考。

在公开演讲中，许倬云放眼世界：“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超过你的未见。我们要设想我们没见过的地方，可能是什么样；不是你担社会责任，是你担自己该负的责任，你担与你相处的人的责任。”

当下，多元视野的获得并不仅仅依赖海外学习的机会。在探讨如何培养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时，我们发现这并非一蹴而就。学者们也分享到，他们通过跨学科交流，深入理解西方文化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背景、国际形势，获得了见识和理解。这种理解能帮助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尊重。

多元视角出自经验对话

学者们多元视角的形成过程，是跨学科、跨文化、跨时空的经验对话与水到渠成。

一方面，学者们的经验来自学习期间导师的熏陶和教育。许倬云说：“我的导师从法国学欧洲古代史、希腊的罗马古历史，而他学希腊历史与罗马历史，是从法国当时已经正在进行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方向去思考。他这种教法给我的观念是：古代史不是历史，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步一步的早期步伐。”

另一方面，在研究团队中，令学者们感怀的是与不同学科背景的同辈一起交流，针对研究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讨论。

社会学家赵善阳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读博的经历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参加理论小组的讨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分享不同观点。“大家互相交流，对社会科学来说，这是相当关键的。事实上，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思想交流方面要活跃。思想的火花就是在交流碰撞中出来的。”

在学者们看来，走出国门并非拓宽视野的唯一方法，跨学科研究合作也是学术成长的关键。学者们不局限于自身研究领域，积极参与跨学科学术交流。这帮助他们认识不同课题，感受不同讨论风格，学习各种证据提出的过程与论证方法，尝试在不同观点中融通，最终促进学者们互相支持、共同进步。因此，构建广泛多元的学术网络对学者的培养至关重要。

在书斋外，学者们深入了解当地社会，这些经验开启了他们认识社会运作的新角度，也作用在他们之后的学术讨论中。

赵善阳分享了在大学时与当地居民深入交往的经历。在他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对于社会学乃至所有纯文科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书本知识虽然能提供理论框架和历史事例，但真正的学问和见识往往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观察和体验。这些学者不是守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研究者，而是抱着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们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与不同背景的人群交流，亲身感受社会脉动，从而使研究工作更加贴近实际，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融汇中西需水到渠成

学者们感时忧国，其学术是丰富生命经验的显现，也是其心灵境界“自得”状态的体现。成中英把哲学作为他一生求学和反思的核心活动方式，深耕中西哲学传统。他将中西融通的创造看作在哲学工作中实现生命的美好愉悦——

“融汇中西需要水到渠成的功夫，并非任何差异都可以融汇。中西研究首先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建立最小的共同点，以及最大的包含性……融通是自然的需要，如果没有融通的可能，至少也要知道何以差异、不能融通……为了生命的美好和愉悦，所有的知识研究都有重大的意义。”

回到高等教育，自得状态的实现也是培养学者的精神境界。许倬云在谈到大学教育时说：“一定要帮学生学到寻找知识线头的能力，把线头找出来。”教学生不是浇铸模具，这份整齐划一可能会斩断生命力。

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老一辈学术大师们的实践正在于此。此等精神正是他们成为顶尖学者、学术大师的重要源泉和基石。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在世界与中国文明历史中，通古今变化，求真知、做真学问。他们以“学问不分东西、不分古今”的态度，追求自身学识的广博与深刻，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价值，而他们的学问、学识、治学态度也将通过教育不断传递下去。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3042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