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关于科普奖励国际比较的定量研究

作者：刘杨 周建中

出处：科学与社会，2023，（04）：83-96

科普奖励作为一项重要激励手段，对科普事业乃至科技创新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何进行奖励更能激发科普创作者的热情？国外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作者在研究中比较了55项国外科普奖励和30项国内科普奖励，从设奖时间、评奖周期、奖励对象、奖励形式、设奖主体以及奖励领域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

作者发现，从设奖时间看，国外起步较早，国内刚刚步入发展期。1945年，美国科学促进会设立了“卡弗里科学新闻奖”，这是国外最早设立的科普奖励，自此新增奖励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1987年的“科蕾杯”（原科蕾奖）是我国设立得比较早的奖项，2000年之后才有了更多的科普奖项。

从评奖周期看，国外科普奖励的评奖周期多为一年一届，国内的奖励每两年举办一届的频率最高。

从奖励形式看，国外多为奖金，按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奖金额度超过10万元的有4项，奖金额度在1万元以上的奖励数量多达23项；国内多为荣誉性奖励，30项奖励中有12项明确有奖金奖励，其中仅有6项能查到奖金额度，金额从5000元到10万元不等。

作者认为，目前我国科普奖励有两大特点：一是奖励设立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近年来科普奖励的数量快速增长。二是奖励的设立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

作者提出了我国科普奖励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包括认识不足、资金投入不足、对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激励不足、以及缺乏有影响力的科普奖励品牌等。

对此，作者建议，加强科普奖励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加强科普奖励对科普人员的激励作用，加强对科普奖励品牌和影响力的建设。

论文题目：二战时期中国的科技动员一例——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特种研究事业

作者：王公 杨舰

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23，v.44；No.181（04）

抗日战争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大学师生心怀报国之志，以战时特种研究的探索这一方式支援抗战。

利用庚款基金利息，清华大学经过多次计划和调整，先后成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5个特种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创办的宗旨都是设立应用型学术研究机构，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服务。

作者考察了这些战时特种研究的来龙去脉以及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些研究所的出现，源于科学家群体科学报国的意愿和自下而上地组织，同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这些研究所通过与政府部门及地方厂矿企业合作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直接支援了前方战场和大后方建设。

清华大学首先开展的是其不占优势的农业研究。因20世纪30年代，受连年战事影响，中国农业发展陷入危机，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华北地区更是面临着巨大压力，促进农业发展成为了当务之急。

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一 一成立。

在解决这些应用问题的过程中，研究所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战时研究特色的理论成果。战时曾前往特种研究所考察过的国外人士如李约瑟、华莱士、陈纳德等人对这些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战时中国的生物学”“一种新的豇豆花叶病”等成果发布在英国《自然》《应用生物学年刊》等杂志上。

清华大学战时的特种研究给今天的科学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作者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家以科学服务抗战需要的伟大业绩，也是中国科学家以科学为武器参与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实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学家与政府的互动，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动员，这种科学技术动员不同于英、美、德、日等科技发达国家自上而下的战时科技动员。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正是科技欠发达国家科技动员的典型经验。（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