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茜 包万平

自8月底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知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影片《奥本海默》引发了很多关注。许多人都知道罗伯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曼哈顿计划领导者，但却不知道他生前是世界上第一所高等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辐射效应

1930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正式创立。作为独立交叉学科研究实体，该研究院下设数学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每个研究学院都有一个小规模的终身研究员团体，每年也会有一些访问学者作为补充。

该院的办院理念是致力于“纯粹的研究”，不承担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赞助商的压力，这吸引了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一批世界级大师。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杰出人才的加盟，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极短时间内便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圣地。

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影响，国外许多大学也相继创办了自己的高等研究院。例如，1975年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等建立的以色列高等研究院，以及1994年建立的英国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等，均成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

1997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效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形式，建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如今，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相继成立高等研究院，迎来了创办高等研究院的高潮。

作为20年来的新兴研究载体，我国的高等研究院具有许多显著特点——

一是拥有较强的学术自由权。研究人员在高等研究院能免受外界不必要的干扰，按照兴趣专心地投入科学研究。这使得高等研究院能吸纳科研人才，集聚稳定、优秀的科研队伍，助力创新型研究的开展。

二是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是高等研究院的突出特点。高等研究院具备学科融合、跨学科协作的学术氛围，是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平台。学科壁垒的破除有助于研究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缩短信息交换时间差，加快科研创新步伐。

三是与地方合作，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许多高等研究院选择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主旨是进行产学研合作， 一般与当地政府合作，享受资金、土地、市场等优势，且运作模式各不相同。

比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于1996年12月共建、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正厅级事业单位， 双方各占50%股份，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差距、问题与未来

整体上看，目前我国高等研究院的数量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质量上与国际顶尖高等研究院还存在一定差距，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资金问题。鉴于高等研究院的运作模式是非营利性科研实体，其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世界一流高等研究院一般由各种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与之相比，我国高等研究院的运行经费主要源于所挂靠的大学，依托于政府经费，当然也有部分企业经费。

总体而言，我国高等研究院经费相对短缺，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且受大学和政府共同管制，自由支配资金权较弱。

经费的不充足使得科研人员难以获得完备的科研设备，无法潜心开展探索性研究，影响科研成果产出。同时，由于没有经费支撑，高等研究院只能是一个虚拟联合体，而非研究实体，其与高校的功能无法区分，因此是否成立此种类型的高等研究院须提前明辨。

因此，仿照国外建立独立的高等研究院董事会和基金会，吸纳工商企业资助和社会个人捐赠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高等研究院进行纯粹学术研究的宗旨不能受资本操纵，以防其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这两者间该如何平衡，很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二是人才问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发展模式是集聚众多大师，并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然而，受人类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本身的周期所限，目前国内高等研究院囿于高水平研究人员的数量，主要采用“共享高端智力资源”的模式，这致使传统的引进“大师”变为引进“大师的大脑”，传统的常驻大师变成分期贡献智力资源的短期客串大师。

这意味着大师级的科学家只能作为共享资源与国内科研院所形成虚拟的合作方式，这究竟能对各高等研究院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提升起到多大作用仍有待商榷。此外，我国很多高等研究院的薪资待遇与国外存在差距、学术自由度不够等问题仍凸显。

在人才的选择上，目前全球高等研究院多采用“大师+科研团队”的方式，主张积极引入大师。但其主要目的是在大师指导下进行科研的基础建设和高级人才培养工作。比如，在大师的指导下快速建设重点实验室。大师可以是客座形式，但其学术思想和科研精髓却要永远保留在高等研究院里，并作为培养本地高级人才的重要资源。

国内高等研究院还可以采用西方高等研究院通行的“终身研究员+访问研究员”的模式，既注重为一定数量的顶尖学者提供稳定工作，又注重每年邀请学术新秀前来访学和交流，同时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后人员作为研究助手。无论是终身制还是访问制学者，都必须给予其较高的薪酬激励，以及充足的学术自由权。

三是研究理念问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建之初，其创建者的研究理念是倡导“以学者的好奇心驱动”，进行闲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深知识探索，不承担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任务。研究者拥有高度的学术自由。

反观国内的高等研究院，从章程文本看，其理念大多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创新人才”“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等，对于最根本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理念少有提及，反映出对核心理念的回避。

从组织架构看，国内高等研究院主要挂靠在某所大学内部，与原有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利益错综复杂、治理方式因循守旧，学术行政化严重，难以践行自由、独立、基础、多元的“学术特区”理念。

从研究内容看，国内高等研究院从事的几乎全部为理工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被严重忽视，跨学科研究只是理科范围内的交叉研究，很难使文理相结合。

面向未来，我们要创建中国特色的高等研究院，必须尊崇学术自由的价值理念，从章程上确立高等研究院的独立法人地位，使高等研究院与政府、市场、大学从利益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证高等研究院的研究自由，创造崇尚科学与自由的氛围；在内容上则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加强文理跨学科合作，促进各学科交叉相融。

作为一种跨学科科技成果研究与转化的载体，高等研究院是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储备地”，也是我国攻克“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平台，更是科教兴国、提升国家科研竞争力的中坚力量。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无疑是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至国际水平的重要步骤，而资金、人才、研究理念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则是能否建设好高等研究院的前提。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