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终身制的起源迄今不过80年历史。但自其开始实施的那一天起，学术界内外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争论。这样的争论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高等教育的大背景下，变得愈加激烈。

■郭英剑

教授终身制是指由美国在高校中所创设而后被诸多国家或地区所接受并采用的一种学术职务类别。它给予教师在大学永久性工作的资格，并使他们免于无故被解雇。

就其现代意义而言，教授终身制的起源迄今不过80年历史。但自其开始实施的那一天起，学术界内外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争论。这样的争论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高等教育的大背景下，变得愈加激烈。

正反两种不同观点

对于教授终身制的争论，可以分为正反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支持者的理由大致有三：第一，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1940年发布的《学术自由与终身制声明》中曾说，对真理及自由的追求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并强调学术自由之于教学和学术的重要性。第二，工作保障。进入终身制可使教师工作得到长期保障，成为吸引优秀人才进入高校任教的必要条件。第三，师资稳定。教师职业高度专业化，高校无法承受其他企业那样的工作灵活性与高离职率。终身制可以避免过高的人员流动，确保优秀教师可以潜心教学与学术。

同时，反对者的理由也不无道理。首先，保护平庸。有人认为终身制并不是加强了学术自由，而是相反，因为它保护了某些平庸者。其次，缺乏竞争。进入终身制序列容易使人丧失竞争力，无法激励教师们产出更高绩效。再次，容忍无能。一经获聘，有些教师可能就认为进了保险箱，工作会出现消极状态，而高校要想解雇他们，既困难又昂贵。因此，有些高校就只能容忍这些无能者的存在。

虽说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一般认为教授终身制就像一个大帐篷，将具有共同专业价值观、标准、权利和责任体系中的各种教职员工团结在一起。在西方高校，终身制可以保护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保障其能讲真话，并通过教学、研究和服务活动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的安全性。

发生变化的外部因素

然而，近年来西方高校中的教授终身制却在悄然发生较大的变化。就其外部因素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职位减少。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终身制职位正被越来越多的兼职与非终身制教师职位所取代。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高校系统越来越向公司化模式靠拢，辅助教学的人力资源急剧增加，更加造成了教授终身制职位的减少。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2016年，在两年制高校中，终身制职位所占比例不到教师总数的20％。据美国教授协会统计，在四年制大学中，兼职者已经超过了一半。

其次，申请不易。由于职位减少，申请终身制教授的竞争正变得极为激烈。其对人最大的考验，就是要在职业生涯中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尝试获得终身制，为此做许多无偿的工作，承受巨大的压力——既要通过“不出版即死亡”的学术成果发表与出版的考验，更要经受住匿名专家评审的考验。这导致当下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而申请终身制成功数则呈现下降的趋势。

再次，另寻他途。虽然终身制仍然被一些人视为教师的梦想，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愿意担任兼职而非终身制的教授职位，并获得成功。他们一方面在高校中满足自己喜欢教学的愿望，另一方面到社会上去寻找学术界以外的各种机会。有人说，虽然博士大多会以终身制为唯一选择，但聪明之人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也会另辟蹊径。

发生变化的内部因素

教授终身制的变化，就其内部因素而言，也深受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原因的影响。

首先，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经历了新世纪以来的首次经济大萧条,这场危机也对美国高校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教授终身制而言，由于拨款大幅下降以及捐赠基金的投资亏损，导致各高校大都冻结了终身制岗位的招聘，以及教授薪酬的增长。

由于美国的终身制保障教师有退休的自由，即只要自己身体条件许可，愿意教书，就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退休，这就使得很多人到了七八十岁时仍然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经济危机发生后，有不少高校推出了提前退休的优惠政策。观察今日美国，从那时的经济萧条到后来的经济低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使得美国的高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对终身制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其次，文化冲突。教授终身制事关社会公平问题，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会被认为带来不公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其中非白人博士学位的人数更是显著增加。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在1975年至2017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的总人数跃升了67%。其中，亚裔增加率为3.919％，拉丁裔增加率为766％，非裔增加率为179％。换句话说，尽管白人博士在今天仍然占多数，但当下的博士获得者的分布率，表明此前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

最后，政治斗争。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高校中的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之争异常激烈，师生中不同党派、不同政见、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碰撞导致对立的双方水火不容，教授终身制因此受到巨大冲击。

就在1月6日，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约翰·伊斯曼参加了当日的大游行并发表了演讲。此后不久，美国会就发生了暴力骚乱事件。集会后几天内，媒体的报道使查普曼大学面临着校内外要求解雇伊斯曼的巨大压力。该校有超过160位教职员工签署联名信要求开除伊斯曼。1月13日，此前坚持不开除伊斯曼的校长斯特鲁帕发表声明说，校方与伊斯曼达成了协议，后者将即刻退休。

在美国，教授终身制所号称的保护伞之一就是学者的言论与学术自由，但从目前来看，它正在发生巨变。

中外教授终身制的差异

最近，中国媒体上也出现了要打破中国教授终身制的讨论。我个人认为，虽然不少国内高校借鉴国外，推出了富有特色的长聘制教授等岗位，但中外的教授终身制还是有较大差异。

首先，教授终身制来自西方，有其特定的语境。总体来说，该制度是保护教授，并不对教授的教学、科研提出具体要求。而中国的长聘制，除了表示要长久聘用外，更多的是对聘期内需要完成的任务作出详细的规定，它更像是一份合约。

其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并无西方意义上的教授终身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制度、纪律与规则在制约并管理着教师，一旦教师出了问题，无论是学校还是学院，随时可以给予处分甚至将其开除。

再次，有人抱怨说，我国有晋升教授后无所作为的现象，为此要打破教授终身制。我以为，这并非所谓中国教授终身制所造成的，而是各高校自行规定所带来的后果。就我所观察到的高校来说，现在即便晋升了教授，依旧面临着很大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压力。比如，都要给本科生上课，并且高校大都规定了具体上课时数；在科研方面，也都对教授作出具体要求。而那些拥有头衔的教授，则会承担相应的指标压力，这些指标有些甚至要大于学校给予一般教授的压力。

由此可见，中外的教授终身制有很大不同。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之长，也应避免其短处，从而完善我国的教授终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