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2020年考研时间结束刚过20多天，成绩尚未公布，安徽某地方院校本科生王晓就投入到新一轮考研备战当中。

“像我们这样的大学，整个学院一年能考上10个人就非常了不起了。”王晓的辅导员李涵说。而毕业自原“211工程”高校的李涵清楚地记得，当年全班32人，考上研究生的就有10余人，这还不算保研的同学。

王晓所在的高校既不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不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双非”院校。每年都有部分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但又齐刷刷落榜。“有人研究生毕业了，而他曾经的室友还在4战考研。”

“究竟是考研变难了，还是自身水平下降了？”夜深人静之时，王晓总是忍不住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追光”之路越来越窄

留给“双非”院校学子考研逆袭的赛道，越来越狭窄了。

教育部在2013年发布通知要求，高校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但在那之后若干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时有超过这一比例。名校接收的推免生中“双一流”高校生源占比居高不下，接收的非“双一流”推免生数量有限。

与此同时，我国考研报名人数逐年暴涨，2016年177万人，2017年200万人，2020年341万人，2021年377万人，近5年增长了200万人。

“如果按平均数来算，5到7年前，你和对手的竞争是1对1，而现在是1对4。”李涵说。

在这场依旧是“拼成绩”的大考中，一些“双非”院校看到了“生机”，将平时课程调整为考研科目，全力支持学生冲刺名校。但事与愿违，曲阜师范大学等考研基地的出现，反而加重了考研环节“双一流”高校对“双非”学子的排斥。

他们的命运被捏在“双一流”高校复试官手中。王晓的师姐曾初试高分考入北大，却在复试中落败。“‘双非’学子留给复试官的刻板印象是，死读书、科研能力不足。这就跟大众消费心理一样，在对商品不了解时，你肯定会选择更有保障的品牌。”李涵说。

事实上，“双非”院校以培养为地方服务的人才为主，在学业上更理想的上升路径是专业硕士。尤其是2020年，我国加大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扩招力度，给“双非”院校学子带来一线曙光。但这条路，同样不顺畅。

专业硕士被认为“低人一等”、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培养同质化……重重诟病，让王晓等考生在报考的门前徘徊。一些高校的专业硕士，更是在复试阶段成为了学术硕士调剂的“后备军”。换句话说，无论是考专硕，还是考学硕，进入复试时，你面对的都是同一批复试官，或许还是同样的标准，落败的几率并不小。

当然，考研并不是“双非”学子逆袭的全部。有人有一技之长，毕业后创业白手起家；有人一早申请了国外高校，毕业后以“海归”身份淡化了“双非”标签，但他们毕竟都是极少数。

而作为主流的逆袭通道，考研尤其是考名校的这扇门正悄悄地向他们合拢。“多轮备考、二战考研，靠考研的诚意打动考官，实在是无奈之举。”王晓说。

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

也有人质疑这一群体参差不齐的水平。

毕竟在王晓的身边，有不少“温水煮青蛙”者。“他们也上课，不迟到、不逃课，考试也能通过，但从来拿不到奖学金，也不参加任何比赛。”

李涵曾问这部分学生，他们一天的学习时间有多少？学生想都不想告诉他，“上课不就是学习，上完课就去玩。”游戏肯定是打的，但碍于辅导员询问，只敢勉强地说：“一天不超过两个小时。”而且，还带动了身边的男生、女生一同加入。

这部分“无欲无求”的群体，成为“双非”院校“沉默的大多数”。

而对于想努力发愤的学生来说，信心不足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问题。

竞赛获奖是考研复试的筹码。然而，在2015—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前10名被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包揽，前100名中有6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些获奖项目很多是由教师项目转化的学生项目，‘双非’院校科研跟不上，很难从中脱颖而出。”李涵说。

“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考研时想都不敢想。视野不够开阔，是‘双非’学子考研时的通病。”毕业于某“双非”院校的张艺，读书期间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毛概老师，“是他一步步指引”，最后张艺才下决心考取了北大。

但对于更广大的“双非”学子来说，“普遍缺少一位引路人”。张艺毕业后，进入福建某高校当老师，曾向学校建议设导师制，但直到他离开这所高校，相关制度依然没有建立起来。

即便有，在赵曼所在的某中部“双非”院校，也不过是摆设。

她所在的高校去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导师制，但直到年底教研室主任才匆匆忙忙地把导师与学生按学号随意分了一下，学生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政策存在。之所以年底匆忙分配，是因为要计算工作量了。

而所谓的工作量，制度上不可或缺，但又“鸡肋”十足。指导一名学生一年，算作1.5个工作量。“上一年课起码有300多个工作量，辛苦指导学生才给1.5个工作量，在一些老师眼中导师制约等于白费心血。”赵曼说。

这些年当地的房价翻了一番，但教师的工资只涨了一点儿。慢慢的，一些“脑子活跃”的教师纷纷在外面开设培训班、公司，甚至把学生介绍过去兼职。有的教师给学生的工资很低，导致一些负面言论在校园里流传。上课事实上成了这些教师的副业，没时间备课就直接把培训班的讲义搬上讲台。

“单纯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变得非常功利。”赵曼说，为了应对评教，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哄”着学生，找点有趣的故事来逗逗他们，却没教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而学生也“会意”得很快，“看准了学校鼓励学生向应用型方向发展，各种请假条像雪片一样塞来”。有人上课上到一半，突然请假去实习，也有人曾拿着学车的假条要求请假。教师无从辨别事由的真伪，只能准假，但那份授课的热忱却被逐渐浇熄。

“没有高质量的师资，又何来高质量的学生？”曾经在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科技学院担任校长、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的叶高翔表达了这一观点，但又很无奈地表示：“‘双非’院校很难吸引高水平人才，即便有幸引进个把人才，又很快地流向更高的平台。”

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而这仅仅是“双非”院校自身的问题吗？

缺少逆袭的“资本”

就像柔道场上的“以小博大”，看到小个子战胜大个子，观众总是忍不住叫好。未来，是否还存在一丝可能，让这样的精彩在“双非”院校上演？

教育部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688所。其中，“双一流”大学仅有137所，包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非”院校共2551所，占比高达95%。

然而，储朝晖指出，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分配却是典型的二八制，20%的人享受80%经费，80%的人分配剩余的20%经费。“双一流”建设，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双非”高校经费之间拉大到指数级别。

留给地方院校的只有个别建设工程。如被称为“小211工程”计划的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一期和二期总共仅涉及137所高校。其中，还包括13所原“211工程”高校、3所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高校。

而就生均拨款而言，也存在很大差异。据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介绍，目前国内高校分为部属院校和省属院校两大类，每类又分为两个等级，前者3万至4万元，后者为1.2万至1.8万元。“生均拨款五花八门的尴尬局面，与国家财政、地方财政能力的大小有着复杂的联系。”而绝大多数的“双非”院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来自生均拨款和学费收入。

“国家对‘双一流’大学的政策倾斜度最大，对高职高专的政策倾斜度也在加码。唯独中间层——‘双非’院校的政策倾斜度最小，其中又以新建本科院校最甚。”洪成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人才引进要高薪和平台、落实导师制需要增加编制、教师收入有待提高、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需要投入……缺少“资本”底气的“双非”院校，想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谈何容易？

自主权用好了吗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更多人有逆袭的可能，筹措经费对“双非”院校而言是更要紧的事情。

“‘双非’院校自身筹措来的经费比重，少得可怜、几乎没有。”洪成文建议，这类院校应扩大资源渠道，让其更加多样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

在他看来，首先在于高校向社会筹资的主动性不足。新建本科院校忙着迎接合格性评估、审核性评估等各种评估，在时间、精力上难以为继，无法进行资源渠道的扩展。

其次，地方政府对高校自我筹措资金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甚至反过来加以限制。“筹到钱后要解决两个审计上的问题——怎么花、花得好不好。很多高校领导都有一个错觉，不找钱就不惹麻烦，找了钱还可能受连累。受连累的思想，会给校领导的积极性带来很大打击。”

“要给地方院校更多的自主权，地方院校也要用好自主权。”储朝晖说，现在很多地方院校被管“死”了。比如，地方院校没有独立的外事交往权，相关活动必须接受当地外办的监管。“未来是否可以灵活一点？地方院校达到某一水平，就拥有独立的外事交往权，可不经过当地外办的审批，让它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当然，也有地方院校自身的问题。储朝晖发现一个现象，越是中西部地区，对于英语四六级考试弃考的惩罚就越是严重。“机械死板的管理，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变为高中阶段的简单重复。越是底层的‘双非’院校，类似的官场作风越是明显。”

采访中，受访者纷纷表示，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亟须改变。

叶高翔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应用型人才紧缺是制约我国“卡脖子”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211工程”推出之后，就有人建议设立应用类的“211工程”计划，大力培养我国的应用型人才。而“211工程”完成使命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双一流”建设。“未来可否酝酿国家级的应用型‘双一流’建设计划？在评价此类高校和人才时不‘唯论文’‘唯帽子’，而是重在解决国家和生产一线的重大需求。”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曾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地方大学建设不只是地方政府的事，要进一步打破中国大学的身份限制，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将地方高校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地方大学建设进行刚性约束，推动地方大学由大变强。

需要教育家办学

筹款之外，“双非”院校人才培养的“恶性循环”，能否通过内部治理加以规整？

赵曼所在的“双非”院校并不缺少改革，甚至是“三天两头改革”，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都无法很好地落实。

“需要有一位有志向的校领导去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工作或符合他意志的改进，这比所谓的整体性改革更有效，即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办学。”储朝晖说。

在现实中，一些有志于改革的校领导行为，或许让人不能理解。他举例说，比如，校领导从一所“双一流”大学调任“双非”院校担任校长，但是他选择工资仍在原来的大学领取。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现在的大学没感情，但他所做的事又对现在的大学起到关键性作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避免了他与现在大学内部的领导班子产生经济利益上的瓜葛，减少了改革的障碍。”

储朝晖认为，加强与办学水平高的大学交流，选拔一批真正有专业、有抱负的人到“双非”院校担任要职，这种方式对于提升“双非”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更有帮助。

“在新的时代，‘双非’院校发展一定要坚持创新发展、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应注重其未来的创造力。所谓创造力并不是仅仅看学生的考分，更应该体现在学生未来能否为企业、为国家、为人类带来创新、突破和贡献。”叶高翔强调，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分不同类型的，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

对此，储朝晖提醒道，“双非”院校要找到自身优势、逐渐提升。“这是一条重要路径，如果这一路径没有走通，只是简单地强化应用型标签，反而会陷入低层次建设的循环当中。实际上，对于‘双非’院校而言，只要做得好就有应用前景，反之做不好就容易被淘汰。”

在洪成文眼中，“双非”院校已经有了一些逆袭的标杆。比如，合肥学院作为“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与德国萨克森州30多年来保持密切联系，吸收德国先进的办学经验，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办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未来在人才培养上，通过生涯发展规划来提高‘双非’学子的信心，这是第一步。”洪成文说，“第二步是将个性化的生涯规划落实到‘双非’院校的教育方式中。新建本科院校容易攀比高水平大学，攀比的结果是自己找不着北。怎么在制度上落实个性化培养？有部分院校已开始实行双轨制或多轨制，把学生分成三个不同方向、层次加以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办法。”（部分受访者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