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货币战争: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德]诺伯特·海林著,寇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定价:58元
缺乏秩序的世界当然可怕,但当秩序过于牢固时,世界可能变得令人绝望,因为人们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了。
海林认为,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发展,让赫胥黎式的乌托邦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美丽新世界”所要求的统一秩序和普遍监控,正在通过数字技术变成现实,而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数字化是开路先锋。
■胡翌霖
看到新近出版的《新货币战争: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以下简称《新货币战争》)一书,很容易就联想到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宋鸿兵的著作《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一书饱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它借助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宣扬缺乏根据的阴谋论。而这位德国经济学家的新作《新货币战争》,读起来也有一点“阴谋论”的味道,诺伯特·海林认为,万事达、Visa、Paypal、eBay、Facebook、盖茨基金会等机构共同推动的“去现金化”运动,表面上高举普惠金融的旗号,实质是暗藏阴谋,最终会通过广泛搜集个人信息而损害穷人利益。
当然,诺伯特·海林其实和宋鸿兵毫无关系。这本书的原名是Sch?觟nes neues Geld,明显是对应于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名著《美丽新世界》(Sch?觟ne neue Welt),如果直译的话,更确切的书名应当是《美丽新货币》。
海林开篇就引述了《美丽新世界》的场景,其中描绘了一个看似美丽的未来世界:“犯罪被根除,因为监管很完备,人人都纳税,社会欺诈不可能出现,人们不理性地自我伤害也会被有效避免。例如,患有高血压的人不再会购买猪的小腿肉,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会失去医疗保险。”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吗?大多数阅读了《美丽新世界》的读者恐怕不会认同,因为这个世界虽然强化了秩序和安全,但牺牲的却是创造性和流动性,每个人的生活都被预先安排好了,他既不能犯错,也不能取得突破或创新——因为创新和犯罪都是对现存秩序的破坏。
缺乏秩序的世界当然可怕,但当秩序过于牢固时,世界可能变得令人绝望,因为人们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了。
海林认为,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发展,让赫胥黎式的乌托邦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美丽新世界”所要求的统一秩序和普遍监控,正在通过数字技术变成现实,而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数字化是开路先锋。
于是,曾经令普通人恐怖的“美丽新世界”,在“一个由硅谷老板们控制的支付世界里”,成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未来前景”。
硅谷老板们号称自己要消除贫困,而方式就是“把人们引入系统”——这是Paypal的CEO丹·舒尔曼说的。而比尔·盖茨则建议,如果交易不被纳入美国的系统,将会导致人们无法得知“哪些是已知的正常交易,需要去监护,哪些是我们想阻止的交易而需要去阻止” 。
这个“系统”和国内最近讨论的外卖骑手们陷入的“系统”本质上是相似的。它以中立、科学的面貌出现,通过大数据的全盘收集,监控每个用户的一举一动,并为每个用户规划出“最佳行动路线”。区别在于外卖的系统仅限于监控骑手的活动,而一个数字支付系统却能够监控一切经济活动。
外卖平台认为,他们的系统会发挥统筹优化的作用,及时惩罚个别骑手的偷奸耍滑的行为,最终保障每个骑手取得最佳的收益。而数字支付系统的推动者们也认为,这个去现金化的数字支付系统,也会惩罚一切偷税和欺诈行为,最终让每个底层用户都享受到“普惠金融”的保障。
但海林表示要对这一愿景保持警惕,因为当每个人都被卷入系统之后,无论结局如何,至少有一个基本的趋势——陷入系统容易,而摆脱系统就难了。
借助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这个“系统”确实拥有协同性和高效率的特点,因而很容易形成统治地位,一旦这个系统被有效地建立起来,抵制者就将被迅速边缘化。最后,消费者、骑手和商家只有在此系统(美团)还是彼系统(饿了么)之间选择,越来越难以跳出框架。而数字支付的未来或许顶多是在亚马逊还是脸书之间选择,但怎么选都逃不出“系统”的全面覆盖。
“普惠金融”号称能让诚实的穷人受益,让他们能够用更方便和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储蓄和借贷,这是真的,就好比外卖平台确实能让骑手更快更多地接到订单那样。
但代价在于,穷人们要享受这一便利,就必须认同并加入整个系统,成为维持系统运转的一枚新螺丝钉。结果就是,一个业已建立的金融秩序被不断强化,底层的穷人比金字塔尖的富人更不愿意打破这个固有秩序——因为一旦打破秩序,他们赖以为生的生计就将受到威胁。
固有秩序的维持当然有利于金字塔尖的既得利益者,哪怕让穷人享受到富人完全一样的投资机会,在这个钱生钱、利滚利的金融世界中,富人的资产总是更容易增值或保持。
当然,原本穷人压根没什么投资和贷款的机会,现在富人们通过所谓普惠金融,慈善地赋予穷人更多金融机会。但这些让富者恒富的金融手段,并不能让穷人翻身成为富人。相反,它们成为穷人的迷魂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加入这个维系着现存秩序的庞大系统,并且心甘情愿地让系统以最科学和最高效的方式榨取自己的劳动力。
海林认为,那些“慈善家”搞错了贫穷的因果。事实上,穷人显然是因为贫穷,所以很少使用储蓄或借贷等金融工具,而不是相反,他们不懂得借贷,所以导致贫穷。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P2P为代表的各种数字化的小贷、微贷兴起之后,的确让许多穷人也能够享受到“提前消费”的快乐,但这又如何呢?除了让更多人陷入消费主义的困境之外,并没有促进多少新富人的产生。
货币的数字化的确让借钱和花钱更轻松了,不需要蘸着口水数出一叠叠钞票,而是轻点鼠标就立刻完成“买买买”的消费行为。但在这种“便利”中最有利的显然是诸如马云、贝索斯之类的大富豪,他们依靠数字支付的便利性赚得盆满钵满,而普通的消费者真的得利了吗?即便得利了,穷人的获益和富人的获益是成比例的吗?
海林的论述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他确实提示了某些值得警醒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或者说在由“系统”所支配着的时代,我们需要时时注意,即便我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系统之中,但至少我们的思想不应受困于系统。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不要轻易相信那些站在系统顶端的人们的花言巧语。更进一步的姿态是,无论即将来临的世界看起来多么美好,如果它断绝了我们从中脱身的余地,就不要过于急迫地欢迎它。
最后,海林给出一些解决方案。我对他的结论持保留态度,但我至少在基本立场上认同他的思路——我们不能指望用技术来解决技术问题,就好比我们不能指望美团来解救饿了么的骑手。要跳出困境,需要超越以效率和数据为衡量标准的技术理性,不再关注客观和冰冷的数据,而是关注那些活生生的、懂得反思,但也可能犯错或冲动的人。
消除贫困、建设未来,最终还是要呼唤人的行动和联合,而不能一劳永逸地把事情委托给“技术系统”。
《中国科学报》 (2020-09-24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