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
 

■杨靖

对于完全切断诗的智慧和科学智慧的联系的危险，雪莱则留给世人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心灵参加的逻辑活动是刻板、片面和危险的。对于内在世界而言，它将导致情感世界的萎缩，破坏人自身的生命深处的内在自然，使人失去独立完整的人格，甚至败坏人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无羁和肆虐无可避免地引起价值和事实的分裂，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随着人类对自己技术想象力的产物失去控制，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奴役。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反拨。德国浪漫派先驱、反启蒙运动的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总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一般和揭示存在的本质，但“概念和范畴都是一般性的，必定不能涵盖那些非常之物，那些特殊之人的特别之处”。由此哈曼的观点是，我们的生活像一道水流，如果运用一般性的概念或范畴截断它来加以分析和把握的话，必定会使得生活之流支离破碎。不仅于此，激进的浪漫主义者如卢梭甚至进而质疑人的理性能力，主张相对于所谓客观的理性分析，自然流露的强烈情感或直觉更能把握事物本质——浪漫派诗人济慈的名句“（牛顿光学）将天空的彩虹拆解”最能表达这一情绪。而作为理性主义衍生物的科学（主义），理所当然也成了浪漫派猛攻的靶心。

与上述浪漫派观点不同，诗人雪莱（1792—1822）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英雄时代和虔信时代，而是科学技术引导社会进步的时代，因此主张通过科技手段改进民生福祉。雪莱本人一向热爱科学，他曾自负地宣称，假如他选择不做诗人，一定会成为当世一流的化学家。与此同时，他又强烈反对启蒙运动对自然科学的过度崇拜，导致科学技术的力量被滥用，从而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化学家中的牛顿”

针对当时盛行的科学机械论，雪莱选择自然为突破口来表明浪漫派的主张：自然是有机的整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自然这一生命体中存在科学无法分析的东西，与其依赖抽象的分析，不如信赖审美的直觉。与之相应的是柯勒律治提出的有机整体论，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与自然万物一样自发地生长，自然与艺术并非对立，而是融为一体。两位诗人都坚信人是精神（或灵魂）的完整存在物，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碎片存在物——像早期浪漫派诗人布莱克哀叹的那样，“由于人类的堕落，由于毫无想象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人类灵魂杀手的邪恶工作，人类精神已经石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到19世纪初期，科学俨然已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与人文之士的分歧对立也日渐加深。然而雪莱却寄望于熔科学与文学于一炉，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雪莱在诗歌、散文以及诗剧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大量运用科学意象和研究成果，说明他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比如，他在抒情诗《云》中，对云、雨、雷电、海洋与天空等自然现象与过程的刻画极富于科学精神——同时指明宇宙具有不断地变化和自我复苏的能力。他在名诗《西风颂》中对海底树林在洋流变化之前自行萎缩现象的描绘，也符合科学原理。《含羞草》一诗则把雪莱精于观察事物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准确地描摹了植物园里一年的自然循环，将植物学知识和人类感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此外，雪莱在名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对新兴的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多有提及，尤其是最新的有关恐龙的理论。他不仅诗意地描述月相的变化、月震现象、地球和月球因引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而相持、粒子围绕彼此千万次旋转而产生各种波长的辐射等自然现象，同时还大量引用拉普拉斯、尼科尔森百科全书和托马斯·特罗特等科学家的著述，以支持他有关地球黄道最终消失等科学假说。

浪漫派一向主张，人类的智能存在分析和综合两种主要倾向。雪莱认为科技属于前者，而诗的想象为后者。雪莱在《麦布女王》中有大量科学引用，探讨自然科学发现以及人的自我认知，包括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物性论》，培根“道德政治经验论”，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和卡巴尼斯“人的物质精神同一说”，等等，其中不乏令后世惊叹的真知灼见。比如他在《麦布女王》（第6章）注解中写道：“天文学教导我们，地球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两极和黄道每年都变得愈来愈垂直……热带所有生物的骨骼在西伯利亚的北方和俄亥俄河岸上被发现。在德国中部发现一种植物的化石，这种植物只有在今天印度斯坦那样的气候条件下才能生长……古代作家的证据表明：英国、德国、法国在过去比现在要冷得多，其中的大河每年都会结冰。”

正因为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雪莱的诗篇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主要的自然知识领域。比如，在前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诗中，作者不仅诗意地描述了月相的变化、月球上的山脉、月球始终一面朝向地球(被比喻为月亮对地球的凝望)等自然现象，更推测粒子围绕彼此千万次旋转而产生各种波长的辐射，甚至可能包括威廉·赫歇尔于1800年发现的红外线——雪莱很熟悉被托马斯·杨复活的光的波动说(及其与微粒说之争)。进而，他将这种动力同人类意识联系起来。

他在《为诗辩护》中说“光、电和磁是流体，思维本身的稀薄性和活动性没有超过它们”，意即思维和光电等普遍自然现象是同等性质的流体，思维活动并不比自然现象更难以捉摸。这种人类精神与自然的联系，使得雪莱超越了启蒙主义认识论中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宇宙之间的二元分裂，成就了内外部现象间的一种“完美对称”，在其中“自然之光和心灵之光在眼睛中交织，从而唤起洞察力”。

由此可见，雪莱的这首叙事长诗通过科学和诗的交互支持来展开，一方面用科学来“佐证”诗的意象，“科学地证实诗中想象的和预言的要素”，另一方面，展现了诗的视野及诗性智慧对科学技术的引领，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尘世的天堂”。

相反，对于完全切断诗的智慧和科学智慧联系的危险，雪莱则留给世人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心灵参加的逻辑活动是刻板、片面和危险的。对于内在世界而言，它将导致情感世界的萎缩，破坏人自身生命深处的内在自然，使人失去独立完整的人格，甚至败坏人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无羁和肆虐无可避免地引起价值和事实的分裂，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随着人类对自己技术想象力的产物失去控制，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奴役——“这些科学的开发扩大了人类对外界的统治，却由于缺乏诗的功能，相应压缩了人的内心世界，而人在役使了自然的各种元素之后自己也成为一名奴隶”。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终身的科学爱好者，雪莱始终对所谓的科学精神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伪科学的统计数据以专断的姿态阻塞想象力的活动空间，并以貌似有理来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判断。雪莱曾明确表示，包括伦理道德的“诗性智慧”如果不能指导科学，则这一利维坦似的巨兽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实用科学与人类“崇高的天命”

在所有自然学科中，雪莱对化学和天文学最有研究。1820年，他在“给玛利亚·吉斯伯恩的一封信”中，谈及其子亨利·雷弗利（时为蒸汽船工程师）化学实验室的场景：他的螺丝钉、圆锥、车轮等物散落一地，旁边都是一些关于数学列表和古典化学方面的书籍——“到处是瓶瓶罐罐，烧杯量筒，以及各种不可思议的木器”，并表示这一场景“相当震撼”。雪莱本人中学时代对物理化学尤感兴趣。1810年他在伊顿时，曾用树枝点燃火药和玻璃瓶，“烧死魔鬼和（矿物学）老师！”

当时，伊顿的自然哲学（科学）老师是科学家亚当·沃克。沃克的科学讲座日后出版，是一本厚达五百页的四开本巨著，内容涵盖了天文、静电学、力学、化学以及大气、光和磁等自然现象。沃克在课堂谈论行星轨道，令雪莱热血沸腾。沃克的很多课堂实验让雪莱激动万分，因为这同他的反叛精神极为合拍。课后，他自费购买太阳分仪和光学放大镜（后被迫典当），开始进行化学实验。

除了沃克，雪莱的科学热情还受到他在伊顿时的科学导师詹姆斯·林德的影响。皇室医生和皇家学会会员詹姆斯·林德是蒸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的密友，他退休后住在温莎城堡，当时是伊顿公学的一位兼职教师。对少年雪莱而言，林德是科学睿智的模范，也是他科学之路的“燃灯者”。雪莱后来曾说：“我亏欠他很多，啊！远胜过我亏欠父亲的。他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那长时间的交谈，他在其中显露了最仁厚的宽容和最纯洁的智慧的精神。”林德精研天文学和气象学，曾在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上发表过关于金星凌日和便携式风速计的文章。林德对动物电和电休克实验也非常感兴趣，在私人通信中，林德曾建议通过电击来治疗英王乔治三世的疯癫（这一点对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创作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林德同当时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往来互动，由此雪莱得以间接接触到很多科学家和科学进展，比如化学家戴维及其科学发明。

日后在与好友托马斯·杰弗逊·霍格的通信中，雪莱说：“凭借化学的力量，哲学家可以改天换地，把贫瘠的区域变成丰饶之地——那时干旱的非洲荒野将因为充裕的供水而焕然一新，也可能被立即转变为肥沃的草场，或无垠的玉米和水稻田。”对于雪莱、戴维等有识之士而言，人类那“崇高的天命”，都是在科学技术的“效用”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健康结合。这是一种渐次改进与“辉煌时刻”的结合，一个科学的能力和诗的视野完美结合的世界，而不是虚幻的天堂。1819年，在参观了雷弗利的铸造工厂后，雪莱一度打算在雷弗利“唐·璜号”蒸汽渡船工程上进行投资，可见他对推广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兴趣之浓厚。

科学与诗歌的“视界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雪莱对伽伐尼和伏特的电学争论一向饶有兴趣，对戴维、法拉第师徒的电动原理也较为熟悉——正是当时动物电以及人体电的假说引发了他对于生命奥秘的探索。早年他在伦敦圣巴托洛缪医院聆听医学讲座，曾立志行医济世。“在我们死后，灵魂会不会在另一个星球游荡？”这一疑问时常令他困惑不已。雪莱认为生命是一大秘密，死亡才是揭开这个大秘密的唯一途径；死亡是一种解脱，一种能接近真理、回归到宇宙灵魂的最佳路径。雪莱反对宗教教条主义的“意识和物质的流行哲学”，这在他的《论生命》中有所体现。自然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他而言犹如古老的“巫术”，生命的秘密激发他的想象，他渴望找到“哲人石”，梦想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这是雪莱的浪漫幻想，但在他的妻子玛丽·雪莱的笔下，这一浪漫幻想与科学实验相结合，从而成就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一个促使玛丽·雪莱对科学的作用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因素则是丈夫雪莱的影响。雪莱并不认为上帝创造生命的观点，直接启发了女作家对生命科学问题的思考：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旅行，也是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的组成部分。灵魂似乎和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或者量子纠缠等密切有关——正如雪莱在《论来世》中所说：“这些物质都会变化、腐朽，都会转变为其他的形态……降临世间之前我们可曾存在过？这种可能性颇难想象。每种动物或植物的繁衍都有一种变其周围的物质为一种自身相似物的力量。这是一种规律，也就是说，某种基本物质粒子之间的关系要经历—种变化，这些物质粒子最终会重新组合。”

日内瓦大学现代历史教授、科幻文学专家米歇尔·波莱在《弗兰肯斯坦，启蒙哲学的悖论》一文中曾指出：“像弗兰肯斯坦制造的生灵一样，卢梭所称的‘野蛮人’，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旦与社会交往，他会因掌握知识而败坏。若说个人可臻于完善，人类历史上每有一次进步，接踵而来的却是倒退。一切改进都造成环境等方面的恶化，导致社会不平等显现。科学与艺术一味前进，必然带来风俗的衰败。”这也是雪莱的隐忧：他一直认为科学是中性的，既可以用于社会改进，但也可能被滥用，从而阻碍人类进步，因此主张警惕“疯狂的科学”，并倡导科学与诗歌的“视界融合”。正如德国浪漫派诗人歌德所说，“科学源于诗歌。当时机成熟，二者会再度重逢，一同跃入更高的境界”——这是雪莱的理想，也正是他在《麦布女王》中描述的当“幸福与科学终于在地球上出现”时的美好景象。恩格斯曾赞誉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而这一美好景象可能是浪漫派诗人雪莱最重要的科学预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