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

2018年，加拿大59岁女副教授唐娜·斯特里克兰退休前“撞”上了诺奖，其代表作是1985年时身为博士生的唐娜与导师合作，发表的一篇只有3页的高度原创性论文。

获得诺奖之后的一个月内，唐娜晋升为正教授。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和英国的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理解细胞感知、适应氧气变化机制中的贡献”。其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格雷格·塞门扎揭示了身体应对低氧的关键激素红细胞生成素（EPO）基因的调控机制，找到了转录因子——低氧诱导因子（HIF）。

在诺奖网站列出的三位诺奖得主的5篇“代表作”中，其中第2篇代表作的“第一作者”是王广良，其时为塞门扎教授的博士后。

王广良在追忆20多年前的科研往事时说：“我是塞门扎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当时整个实验室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寻找HIF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具体的科研工作。”但这次诺奖，王广良作为“第一作者”却与之擦肩而过。

由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在导师的获诺奖的代表作中，作为博士生或博士后的“第一作者”可能会沾大光，也可能名落孙山。是否能获诺奖，关键看贡献、看原创性思想主要是谁提出来的，当然也要看运气等“社会因素”。比如，唐娜身为女性科学家获诺奖，为居里夫人等女性诺奖名单“添砖加瓦”，这样能激励更多的女性从事科学事业，献身科学事业，“溢出效应”巨大且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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