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善英

【他还是习惯性地来往于浙江和江西之间，跑累了，回到家，一个人对着门前的河流沉思。】

一条小河从大山深处逶迤而来，把一个不大的村庄从中分开，一岸是杨柳，一岸是翠竹。躲在杨柳荫下的是木板房，藏在竹林身后的是泥墙屋。这边人叫木板房里的人“老俵”，那边人叫这边泥墙屋里的人“移民佬”。溪流喧响之外，鸡在这边高啼，狗儿在那边长吠。

这是我儿时记忆里的家乡。据说，河上那座桥的名字是父亲起的。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村子中央修起了马路，大家动手把原来的木板桥拆了，建了座水泥桥。桥建完后，父亲望着河两岸宁静的村庄，拿起石子，在桥头上刻下“和平”两个字。闯荡半生的父亲希望从此可以过着“和顺平安”的生活。

山里的日子平静如门前的小河水。一晃，大哥二哥由队里的放牛娃长成了大小伙。大哥文弱，高中毕业后，父亲安排他做了大队赤脚医生。二哥个子小，父亲的意思想让他学篾匠，理由是小个子蹲着不累。这里满山的竹子，篾匠是个吃香的行当。

父亲所有的计划在1977年的那个秋天被打乱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夜春风。大哥瞒着父亲报了名，正读高一的二哥也雄心勃勃，跟着报。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父亲知道后即刻反对，他已经悄悄为大哥物色好对岸村里的姑娘，这个节外生枝使他手足无措。他放下平日里的威严，找大哥商量，说弟弟妹妹们正读书，家里没钱再供他上学，希望他放弃那个考试。大哥一向怕父亲，他口头上答应着，心里却急着寻时间复习。他平时很忙，方圆几十里的人头疼脑热的都要找他，没个白天晚上的，哪来时间看书。

上天帮了他一个忙，县里来了个通知，要他去县医院学习两个星期。他喜出望外，抱着书就跑县城去了。至于二哥，父亲没把他的报考当回事，依然把全家的砍柴任务交给他，周末要砍好家里一个星期的柴火。二哥平时是个闹腾的家伙，现在忽然文气起来，上厕所都抱着本书。

两个月后，大哥被抚州卫校录取，二哥因为物理学没考好而落榜。

小村沸腾了，村里出了个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分不清中专大专），而这个人正好是他们所亲近的人。大哥做事忠心，给他们看病随叫随到，村里人不管老小见了他亲得跟家人一样。

来庆贺的人站了一屋子，他们提着平时自己不舍得吃的鸡蛋，跟父亲母亲说着道贺的话，父亲这回倒也高兴，毕竟大哥给他脸上争了光。

仅隔半年，二哥由乡下的中学直接考上了江西医学院，学校为庆贺学校创办以来也是全资溪县乡镇中学第一个考取的大学生，特意举办了庆功宴，还请来了父亲前去参加，父亲第一次感到做家长的光荣，回到家还红光满面。

直到三年后我的名字再次由那所中学用光荣榜张贴到供销社门口时，父亲还未从二哥升学的光环中退出来，消息是别人来传送的，他看都没去看一眼。父亲已经习惯了别人钦羡的目光。

80年代后，父亲开始忙于他钟爱的宗教事业。无论日常言谈还是在公开场合，父亲总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改革开放”，因为他对“改革开放”感触很深，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无限希望。

后来，父亲做了县政协委员，法院陪审员。外界传言二哥在北京某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父亲听到后也不置可否。他自己倒是喜欢研究政策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就订了一份《参考消息》，父亲有空时就和别人谈谈国际国内形势，二哥的这一身份无疑给他说话的分量增添了新的意义。乡亲们遇到大事小事都来找他商量。

那个时候，刚分田到户，大家还习惯性地盯着自家的责任田，不知道怎样利用多余的劳动力。父亲常为上门讨教的人出谋划策，有时还亲自带上人家去外地考察。我的表哥表姐们当时已经是浙江的一方企业领头人了。看到浙江的蓬勃生机，父亲对江西的滞后感慨万千。

90年代，母亲去世，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人，他还是习惯性地来往于浙江和江西之间，跑累了，回到家，一个人对着门前的河流沉思。他一向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那个老屋里，开始整理日记，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回忆文稿。

2008年8月，我们兄妹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我翻开他的自传手稿，扉页上列着写作题纲，他把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对应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相应时期，从“孩提时代遭遇北伐战争”，到“晚年岁月喜迎改革开放”，他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如他所说，家国一体，休戚与共。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老房子也跟着重建了，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个原址重建的乡村别墅，作为我们全家兄弟姐妹大家每年清明的团聚地。

前年，我回家，车到村口，居然碰到堵车。村子中央的那座桥又在拆毁重建，原来的桥窄了，旧了，不适应目前日夜不息的车流。这里的大深山，已经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旁边还建了个四A级度假村。山村不再沉寂，往年的鸡鸣狗吠早被汽车的车流声代替。

我家门前的那条河还是那么绿，还是那样静静地、轻轻地流，只是沿岸的景色已新，原来的泥墙屋、木板房早没了踪影，一幢幢华丽新颖的别墅，在绿树翠竹间各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