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2008年7月的一天，一位神秘“客人”抵达清华园，它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清华简”的近2500枚珍贵竹简。简的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际。

10年后的2018年11月17日，一场关于这位神秘客人的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在这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发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新整理出的8篇失传两千年的重要文献由此与世人见面。

十年八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破译文明密码的步履不停，在“清华速度”中交出一份令学界满意的答卷。

惊世发现，

复原重要历史“拼图”

让时间再次回到2008年。

面对这批足以媲美孔壁中经与汲冢竹书的惊世发现，11位相关领域专家在鉴定意见中写下：“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

如何复原这份重要的历史“拼图”？由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李学勤牵头，清华简的研究工作在学者们紧张和震撼的情绪中正式启动。

2009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揭牌成立。成立仪式上，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了清华简初步整理成果：根据初步试读与缀合编排，清华简大约可分做65篇以上，按照团队的整理速度，大约每年出版一册整理报告，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全部整理完成。

以一年一辑的速度公布出版整理成果，在类似规模的出土古文献里是无先例的。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证明了这是他们回馈历史“馈赠”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项基础性研究的“烧脑”程度也非同一般。中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在评价清华简的整理质量时说过：“能够整理到现在这个程度，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知道其中甘苦，非常不容易。”

“冷门绝学”，既是压力也是幸运

这份不易，在2018年初入职中心担任常务副主任的黄德宽看来，既是压力，更是幸运。

据介绍，该中心团队是本着 “先易后难” 的顺序释读清华简的。从竹简的形制上看，早前完成整理的一些竹简背面可能有较为明确的序号，缀合准确度较高。从内容上看，如《系年》也有《左传》等作为辅助理解。

“然而，开始第八辑的讨论，我们立马感受到这根‘骨头’的硬度。” 如何将第八辑保质保效率呈现出来，回应公众高起点的期待，就是黄德宽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难在哪里？首先是认字，要考释清华简中未见之字。字理清了，还有诘屈聱牙的词句等待梳理。即便有点“文通字顺”的意思了，仍然面临竹简大多为古书佚籍，仅有极少数传世文献可与之对照的困境，颇有点“冷门绝学”的境地。

面对困局，黄德宽的建议是根据难点反复琢磨材料，并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开拓思路。“需要综合考虑，等待脑子里的‘灵光闪现’，然后研讨其可靠性。作为源头，我们尽量保证不出差错。”当被问及实在难以解答之处，他也很坦然：“如孔子所言，‘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将空白留给一代代学者做下去，也有其意义。”

利用结课后的寒假时间，中心老师们集体研读、分头攻克难点，之后汇总再研读，如期将整理报告第八辑与学界分享。这正是黄德宽认为的“学术是天下的工器，大家的共同目的，都是传承好中华文化”。 也因此，清华简的第八辑整理工作不断寻求创新，尝试进一步将研究纳入整理中。中心团队主动出击，在整理报告发布同时，还发表了十余篇专题性研究论文。

走出书斋，打造一张文化名片

在2016年开馆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四层展厅，“竹简上的经典”曾作为常设展览之一，向来访者讲述竹简的故事。而早在2013年，“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就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美国达慕思大学图书馆展出。

为推动史学的大众化与通俗化，中心的研究人员积极走出书斋，为普通民众、为中外友人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接近出土文献架起了桥梁。这便是李学勤所说的“任何一门学问，最后总要回归社会”，将学术研究的结果用恰当的方式告诉给大家，“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清华简是中国古代文明亲切可见的实物证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学术价值在海内外亦得到通畅传播和高度认可。中心与美国达慕思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等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在不计其数的中文学术研究成果之外，还发表英文、日文相关研究著作十数种、论文数百篇。

对此，中心创始人李学勤曾表示：“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