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志伟 王方

“瞄准国家关心、社会关注和农民关切的问题。”这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万书波研究员从事科研的心得，也是何梁何利基金奖农业领域获奖者的共同信念。

日前，何梁何利基金奖正式公布。据《中国科学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与农业领域有关的获奖者有7位，其中3位获得“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农学奖，万书波是其中一位。

在科研人员心中分量增加

何梁何利基金奖设“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每个奖项都有不同的评选标准。比如，“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授予在特定学科领域取得重大发明、发现和科技成果者，尤其是在近年内有突出贡献者。特定学科共有17个领域，农学是其一。

今年“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农学奖除了万书波外，还有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张新友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苏晓华。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与农业领域有关的获奖者有6位，除了前面提到的张新友、万书波、苏晓华，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研究所所长黄三文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杨志峰院士、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钟本和。

而“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中，与农业密切相关的获奖者是西藏农牧科学院副院长王保海研究员。

何梁何利基金奖评选委员会主任朱丽兰在颁奖会上介绍，今年的提名材料和有效被提名人数均突破700，双双刷新历史纪录，“从侧面反映出何梁何利基金奖的影响力及其在科研人员心目中的分量与日俱增”。

《中国科学报》记者发现，朱丽兰总结今年何梁何利金奖获奖人及其研究领域的特点时，将农学奖归在国家战略安全领域，“硕果累累，可喜可贺”。

例如，钟本和及其团队研发的“料浆法”磷铵生产新工艺，使我国磷化肥从大量进口转变为大量出口，对国家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黄三文是“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生命科学奖的获得者，他以蔬菜作物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利用组学大数据探索植物生物学前沿，并构建基因组设计育种的理论和工具体系。

《中国科学报》记者曾多次采访黄三文，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黄瓜、马铃薯、番茄等重要蔬菜作物基因组和变异图谱，揭示其种群遗传变异规律；发现黄瓜苦味合成和调控基因，揭示植物次生代谢的精准调控机制；发现番茄风味的化学和遗传基础，揭示了果实代谢组的调控基础和演化过程。

评选委员会给黄三文的评价是，这些研究确立了我国在蔬菜基因组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并被直接应用于优质蔬菜育种，开辟了“从基因组到品种”的“顶天立地”创新之路，在植物基因组学和园艺学领域具有广泛国际影响。

科技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无疑，张新友和万书波在农学奖的获奖者中值得关注，不仅在于他们都是地方农业科学院的负责人，而且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花生。张新友长期从事花生遗传育种研究，万书波则从事花生栽培生理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朱丽兰看来，张新友的“豫花”“远杂”系列花生品种和万书波的麦油两熟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保障了国家食用植物油的安全供给。

传统观念上，花生是低产作物。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花生平均单产不足100公斤/亩；近5年来，平均单产徘徊在230公斤/亩。为挖掘花生高产潜力、提高产量，万书波在单粒精播技术模式、增产机理、配套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创建了以单粒精播技术为关键核心、配套钙肥调控和“三防三促”技术的花生单粒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与此同时，他创新发展了连作高产、麦油两熟、花生带状轮作理论和技术，为花生种植面积扩大和区域拓展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转变了花生是“小作物”的传统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花生生产上油用、食用不分”，万书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为此，他带领团队创立了花生品质评价标准和高油、高蛋白栽培理论，建立了标准化优质栽培技术体系，实现品质和产量协同提高。

在万书波看来，科技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苏晓华也认同这样的看法。坚持以常规育种为本、创新育种技术是苏晓华一贯的追求。

30年来，苏晓华及其团队培育出的30多个杨树优良品种，遍布中国杨树主栽培区，成为中国杨树工业用材建设工程中的新一代品种，平均产量提高20%以上，极大地推动了杨树“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体系建设进程。

目前，苏晓华正在主持“杨树工业资源高效培育技术研究”项目。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将杨树工业资源材单位面积生产力提高15%以上；成果推广5年后，杨树工业资源材人工林对我国木材生产的贡献率可实现40%以上，比目前提高10个百分点。

“科学必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苏晓华说。事实如此，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前方的路还很漫长，还有许多难题和技术需要攻克。

“心沉安静处，砥砺耕耘中，不为噪音所扰，不为利益所惑，只为大地丰收、农民幸福、乡村振兴而默默努力。”这是万书波的价值追求，也是农业科研工作者的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