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桥

当前，科普工作在实现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已无须赘言。由此，科学家做科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逐渐取得共识。然而，笼统强调并要求科学家做科普往往并不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关键是要提高科学家做科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但术业有专攻，科学家的天职是做前沿科学研究探索，分散太多的精力去做科普可能会有“不务正业”之嫌。当然这并不否认少数科学家可以在科学研究和科普上都做得很优秀。当下中国，一线科学家的科研任务和压力都比较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并尽可能提升科学家做科普的针对性、效率和效果。

那么，怎么样提高科学家做科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呢？

首先，科学家做科普要看时机。这里的时机有两层含义，一是平时日常，二是危急时刻。科学家在平常做科普与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做科普，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在平常，要根据科学家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并结合自身科学研究来开展科普工作，要特别尊重科学家的意愿和选择，以中国之大、科技人员之众多，愿意为科普而作出奉献的并不少，如果再辅之以必要的激励措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的科学家会更多。

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科学家要在第一时间“发声”而不是“失声”。科学家“失声”的结果就是谣言四起，社会恐慌。近年来，不少涉及科技的公共危机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民众对PX项目的恐慌、对核电的恐慌、对垃圾焚烧厂的抵触等等。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科学家需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如果是一味地、不讲策略地替政府的决策辩护，非但不能为民众答疑解惑，反而会引起公众更大的反感。这里就涉及到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科学家应该“科普什么”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科普工作以“宣传”科学为任务，擅长“正面”科普，也就是说善于树立科学技术的正面形象。这种导向惯性也使得很多科学家在做科普时往往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这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片面的科普。必须清醒认识到，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的负效应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明显，科技灾害随时有可能“降临”，刻意回避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会带来公众在认知上的严重问题。

比如，对核电和转基因技术，我们以前往往树立其正面形象，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能够给公众以正面的引导。然而，一旦有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公众就会因为有关科技负效应的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恐慌。因为不了解科技的负效应及其产生危害的边界条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往往宁愿相信那些刻意放大问题的消息，进而人们便从心理上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原有知识体系崩塌，不再信任正面的宣传，耸人听闻的不科学的流言就会满天飞。

因此，科学家做科普，平时就要在内容上有所取舍，不仅要正面宣传科学技术，也要负责地普及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不确定性和负效应，负责任地向公众科普这类知识并不可怕，反倒是当突发事件发生公众因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恐慌才是最可怕的。一旦重大危机事件发生，科学家更是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负责任地普及某一具体科技的负效应以及产生这种负效应的边界条件、应对科技负效应的方法途径和应有的态度等等。唯有如此，科学家做科普才能赢得人心，树立一锤定音的权威形象。

其次，科学家做科普还要因人施策。这里的“人”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普主体，二是科普对象。就科普主体而言，鼓励科学家做科普一定要尊重科学家的意愿，笔者并不赞同将科普工作纳入到对一线科学家的日常考核中，但可以有激励措施引导科学家去做科普，这也是对那些积极做科普的科学家的一种补偿。

笔者倒是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应该优化相关政策，加大力度倡导、激励、奖励退休科学家做科普。我国退休科研人员队伍非常庞大，他们从科研一线退下来之后，有时间、有经验、有体会，这些都是做科普的明显优势。因此，发挥好退休科学家群体的作用，是科普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意义丝毫不亚于鼓励一线科学家做科普，甚至比鼓励一线科学家做科普更重要、更有效果。

科学家做科普必须要考虑受众的不同。在这个需求个性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科普内容、科普形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而科学家做科普不能一张面孔包打天下。特别是随着我国公众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现代人的文化需求品位整体提高，传统的科学家居高临下“灌输”科学技术知识的模式也要随时代变化而改变，科学家做科普必须要有文化意识、文化底蕴、文化元素，必须讲究方式方法。

最后，在互联网时代，科学家做科普还要善于利用新媒体，这应该是科学家的天然优势。当前，“网红科学家”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之趋势。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红人中，“网红科学家”犹如一股股生生不息的清泉，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距离，也使得科学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网红科学家”身上特有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所散发和传播的正能量，是口号式、说教式的传统科普所难以企及的。“互联网+科学家科普”应该成为科普工作的一个主流方向，相关体制机制的建立，值得相关部门好好谋划。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