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爱因斯坦喜欢说什么？他说：“我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小提琴，可惜你们这些人听不懂我的小提琴，都在那儿捧我的相对论，我的相对论算什么？”】

电影面向市场是一个进步，我从来认为文艺和市场并不是注定势不两立的。文艺界有一些精英意识比较强的同行、朋友，他们提起市场来往往悲愤、痛苦，有一种悲愤莫名的感觉，认为市场已经把文艺都糟蹋了。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广大老百姓有权利学习文化，也有权利进行文化的消费。各种不同层次的作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快餐，有速食面，有果丹皮，有金施尔康，也有垃圾食品，需要填充一下肚子，我看这个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我认为张艺谋是咱们国家最优秀的、最富有想象力的、最富有电影镜头感觉的导演，他的想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且我不赞成有些人、有些学者、有些学院派的批评家把《英雄》说得是一塌糊涂。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曾经出过一个专栏，叫《说破〈英雄〉羞煞人》，说《英雄》美化封建专制，讨好封建专制，甚至有人分析《英雄》还要讨好美国的单边主义，等等。我也不赞成。为什么？要这么分析问题有点较劲，有点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的劲，所以我都不赞成。但是张艺谋后来到了《十面埋伏》以后，他还大讲一套理论：电影就是让人看的。思想是什么？另外有一个导演在正式公开出版的刊物上说：对于电影来说，思想就是垃圾。这个发展得有点过，让人有理由感到一种担忧。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导演、最优秀的演员在那儿制造一批没有灵魂的、空壳性的东西，就会出现我们文艺作品的一种空心现象，跟萝卜糠了一样，心儿空了，看着仍然是红红绿绿的。而张艺谋是一位非常高级的导演，如果他是一般的导演，玩点儿花活儿，追求点票房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最优秀的导演追求这种空心的文艺作品，那么更好的文艺作品有谁去做呢？一个大导演，比如他也出产一些没有太深刻意义但是票房很好的作品，这也不错，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应该有一个目标，可以制作生产出更高、更能够给人一种精神的启迪，一种愉悦，也给人一种震动的这样的东西来。

冯小刚这人我很熟悉，也算是我的一个年轻的朋友，我们在一块儿也吃过饭，也聊过天，见面都很熟悉。冯小刚的许多作品非常成功，我觉得冯小刚是一个天才。因为他没有正规地学习过拍电影，但是他拍得却这么成功。但是他用一种非常不屑的语气，可能是故意这么宣传：“《天下无贼》完全是瞎编的，无非就是利用观众的那一点点善良，就编造这么一个神话，一个贼良心发现，非要做好人不可，这根本就是骗观众、蒙善良的人，哪像《手机》，我的《手机》拍得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有他的商业目的，也可能有他的弦外之音。作家、艺术家、学者有时候会放烟雾弹，他对人家公认他有成就的东西故意贬低，显得更高不可攀。比如爱因斯坦，这了不起吧，比冯小刚、张艺谋的地位都要高。爱因斯坦喜欢说什么？他说：“我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小提琴，可惜你们这些人听不懂我的小提琴，都在那儿捧我的相对论，我的相对论算什么？”爱因斯坦来这一手，他来这一手你一听就震了。为什么？他的相对论咱们已经是五体投地了，你想他的小提琴要是拉出来，比帕格尼尼，比梅纽因还不定强多少呢。齐白石毫无疑问也是大家，他说我是画不如书，就是我的画没有字好，书不如诗，我写的字没有我做的诗好，诗不如金石，我做的诗不如我刻的印好。可是现在老百姓买张画舍得花钱，买书法就次之，买诗更次之，买印更更次之，老百姓不懂行你有什么办法？

名人这么说话，请注意这是名人说话的一个特点，他故意跟你拧着说，故意往“葛”了说。你已经接受了那部分东西，他把它贬得一钱不值，好像回过头来他有更深奥、更高超的东西，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觉得他太伟大了，感觉深不可测。

所以冯小刚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提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绝对不能低估受众、观众、听众、读者向善的那一点点愿望。如果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的观众，如果我们的读者连最后的一点点在电影院里向善几十分钟的东西都没有了，那我们的国家就惨了，就麻烦了。因此，冯小刚朋友没有权力嘲笑观众的这点向善的愿望，不能拿出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玩弄观众的态度。

我们的文艺作品不管怎么样走向市场，不管怎么样迎合市场，不管怎么样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有一种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尊重，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珍惜。比如一个小偷不想当小偷，这是一件可喜的事，这是一件动人的事情，就算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这样的例子，那么你在电影上制造这么一个例子也是好的，要有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避免我们的文艺作品的这种“空心现象”。

（摘自《中华玄机：我要与你讲传统》，王蒙著，天地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